虹。

李達寧：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

大年初一的香港，竟然發生騷亂。不到幾小時，網上已有維基條目，稱之為「魚蛋革命」。幾乎所有論者都譴責暴力行為。大部分建制陣營以外的，則同時強調要關注騷亂的源頭是政府的倒行逆施。亦有一些人苦口婆心，勸告騷動者顧及整體社會反應，恐防適得其反。這些人或被視為「左膠」，而筆者則將之稱為「自由派」。自由派是2014年雨傘革命的中堅，卻很難接受魚蛋革命中的暴力。從雨傘革命，走到魚蛋革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期間發生了極大的範式轉移，由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走向暴力爆發的境地。要了解今日的處境，或許要先從過去公民社會的範式說起。

到雨傘革命為止，香港主流社會都處在一種公民社會的規範中。這套規範是港英政府自66、67暴動以後，慢慢建立起來的。那是一套有價值取向的道德規則，同時也是一套範式，行之有效。這套範式是香港變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比醫療、教育、房屋等公共服務更根本。例如廉潔就是透過廉政公署的成立，慢慢轉化政府部門的作風，由貪污腐敗變成有效清廉的體系。政府對社會民情和輿論亦有所尊重，偶有回應。到了八十年代，三級議會（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已建立起政治社會，用不完整的政黨政治，把民意有制度地納入政府管治。到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習慣了由公民社會至政治社會，再到政府管治的互動。對比今日的香港政府，更覺得當時是難得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公民社會中有許多普遍價值。首先是法治。要留意香港人所認同的法治與西方民主社會所理解的不盡相同。法治在西方不單是守法，更重要的是保護公民權利，令人民生活不受政府干預。但香港人之重視法治，往往與社會秩序相混。另一個公民社會的價值是理性溝通。雖然沒有民主的議會，但一般人還是相信進入議會參與政治是改變社會政策的方法，也有效改善社會問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揭發可以上升到輿論，報紙、電台上的政治評論也足以影響政府施政。由以上兩種價值，自然可以推出非暴力的認同。因為守法和維護秩序當然不容許暴力，而講求理性溝通亦與暴力行為相左。

這些價值與規範皆以社會現實為條件。這些規範都是確實有效的，令社會走上了善治。所以我們尊重議會，重視新聞自由，信服政府施政，想也沒想過要訴諸暴力。回歸以後，這套公民社會運作卻開始失效。議會不再議政，而是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民意的地方，造成政治死局。政府對社會輿論愈來愈不重視，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受打壓，報紙、電台被收編或整治。

劉細良：魚蛋背後──有恃無恐的權謀政治

香港已陷管治失效、政治失敗的局面，但掌權者沒有意識到危機，嘗試平息各方憤怒及矛盾，及委任獨立調查借檢討警民衝突原因去修補裂痕，重建信任，反而再次趁機以強人平暴姿態出現，爭取政治本錢。

魚蛋革命、魚蛋騷亂，抑或是魚蛋暴動，任何稱呼都改變不了未來，香港大規模騷亂一觸即發的形勢。梁振英認為年初一這場旺角騷亂，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姑息容忍；同理，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地方，都不能容忍姑息一個以政治鬥爭掛帥，以製造人民內部矛盾為管治手法的行政首長。現實上，香港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特首，亦因為其毋須向香港人問責，可以在雨傘運動之後一年來，有恃無恐，步步進迫。一串魚蛋的背後，牽扯出這幾年香港管治所出現的質變，影響深遠。

香港人一直重視政治秩序及穩定，但卻沒有足夠的耐性及知識去理解英治百多年以來所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礎，也只有在這脈絡下，大家才能理解這幾年的政治鬥爭，其暴力及破壞性，對香港政治文明的衝擊，遠遠超過旺角激進示威者向警察掟磚（擲磚）及擲卡板。

李怡：平凡的邪惡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他雖然不是納粹高層決策者，但他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納粹政權倒台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4月11日他在耶路撒冷受審，全球矚目。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生一致認為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典範」。他說自己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他的職務。
《紐約客》雜誌邀約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全程採訪審判。鄂蘭同意艾希曼的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陶傑：是非

女教師說英語粗口，事情的道德是非在哪裏？許多人說：「她用髒話『駡警察』是不對的。」問題是，現在事情已經超過了「駡警察」這個環節，升級為政治暴力的欺凌。

北韓一個年輕的女歌唱家玄松月槍斃，陪死的還有幾個藝術團的音樂家，他們的罪名是拍攝色情影片。 拍色情片，在北韓的「國情」之中，是不道德的，但應否罪至槍決？跟香港這個女教師的處境一樣。今天，在文明世界，沒有人再譴責玄松月散播色情，「教壞下一代」，只會為這樣一個弱女子因此而喪命，寄予同情。但是在北韓，玄松月受「國法」懲處，罪至一死，完全正常。

香港這個女教師，處境漸與北韓那個歌星相同。「重案組」調查，特首親自介入，教育局寫報告，流氓到她任教的學校門口叫囂，收到死亡恐嚇信，她可以尋求美國庇護，因為此等反應，在英語的思維世界誰都會知道，夾雜着仇恨與對婦女的鄙視，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程度，叫做Over the top。

在塔利班的伊斯蘭原教旨國家，通姦的婦女要用石頭擲死，小偷要砍掉手，在公眾場合施刑，人山人海，個個都說囚犯罪有應得，婦女通姦，是錯的，小偷盜竊，也是錯的，但對於塔利班智商的民族，用石頭擲死，砍掉一隻手，本身沒有錯，即使有點嚴厲，也是淫婦和小偷先錯。

陳健民：尊重歷史　面對現實——與周融談誰在擲石頭？

繼愛港力、愛港之聲等反佔中團體之後，周融先生牽頭組織了「幫港出聲」，於本月13日在11份報章以全版彩色廣告指摘佔中是「小數人的不滿」損害港人利益，猶如向中環的玻璃窗擲石頭。周先生更於翌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文章，指摘佔中三子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

沒佔領首都　亦無帶來公眾不便？

我們明白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對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預期有許多誤解和反對。我們要在一年前宣布這個計劃，便是希望透過對話以至辯論，讓港人明白普選的迫切性和為何要採取這種抗命手段。以周融先生一貫的立場和思維，領軍反對佔中是預料中事，只是希望大家辯論時能擺事實、講道理。 讀「抽水王」一文，如果不諳史實，會以為甘地便是採採鹽、織織布，馬丁路德金靠辦一場大型集會，便能爭取到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的權利。既沒佔領首都、亦無帶來公眾不便。但稍為理解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推動的不服從運動，因為挑戰當時的法律和既有秩序，結果鋃鐺入獄、慘遭虐打甚至奉上生命。

練乙錚：「違法達義」的中外傳統

法律在一般情況之下，人人都應該遵守。就算是在極權國家、不義之邦裏，大多數法律都有益於一般人；無法律或接近無法律的狀態（如「文革十年」的大陸社會），是人間地獄。我國的漢文化，早在先秦時期便發展出有效的法律系統。然而，漢文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肯定了「違法達義」作為法統社會的一個補充原則。簡單地說，「違法達義」中的大者，就是政治革命。

《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包含改變的意思。此卦的彖辭以上古的兩件事說明其重大意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都是以臣子的身份挑戰當時的君權，打破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皇朝。《易經》裏的彖辭，一般認為是孔子作的，此或有異議，但其代表儒家思想，則無疑問。「革命」這個辭在漢文化裏第一次出現，便是在上述彖辭，而且出現得很正面。

【明報專訊】碼頭罷工、佔領中環和保衛本土是最近香港的三場焦點社會運動，發生雖有先後，參與及推動者各有不同，目前也未見交集，但三者其實共享同一政治經濟根源——具體的表現，是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而推動的力量，則是由剛離世的戴卓爾夫人等所推動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三場運動　一種根源

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遏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

這套美國學者David Harvey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19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的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回到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亦可循。換句話說，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恐怕都有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

練乙錚：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

重磅反水「梁粉」劉夢熊上周在《陽光時務週刊》的一個訪問裏投了一顆重磅深水炸彈，震撼之餘，不少不可告人的東西，瞬即浮出水面，呈現在大家眼前。即時引導公眾視線的，是劉說的「交人」問題，即梁及其軍師張震遠交不出當日梁稱受他委託替他驗屋查僭的專業人士名單，因為那些驗樓專家其實都是子虛烏有。劉認為這是點到梁身上誠信問題的死穴。

不過，孤證不立，未有更多有關事實暴露之前，大家不妨存疑。況且，經過大半年來的各種公開表演，梁在僭建事上欠缺誠信，早已是不爭之實，捅出「交人」問題，港人的邊際收益，頂多是知道貴為行會成員的張震遠乃是協助梁欺騙市民、欺騙中央的共犯而已。

突把董建華擺上枱

陸潔玲：旁觀他人之痛苦 - 強暴戲碼的文化政治

幾個星期，「性暴力」成為了熱話，由公民參與到茶餘飯後，由電視節目到網絡世界，充塞著我們的生活。

就印度多宗性暴力事件，本地的婦女團體連同幾十個本地團體聯署，並一連兩天到印度領事館請願，要求印度政府承擔終止針對婦女性暴力的責任。短短一兩天，由於暴力事件的報導在流傳，婦進網上開event，一下子就召集了六七十人參與 。婦女團體亦就法改會的《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文件提出：性罪行應以侵犯其他人「性自主權」為基礎，以「性侵犯」取代「強姦」字眼，及要求法律程序中加強保障「倖存者」等。城市的另一端，觀眾卻熱切的期待著TVB 一劇接一劇的女性被強暴戲碼，並就劇組匆匆略過強暴片段和女演員之裸露場面欠奉，紛紛在網絡表達遺憾及不滿。然後，娛樂新聞樂此不疲的延續這些「重口味」路線的討論，沒完沒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動畫簡介Israel and Palestine, an animated introduction

鍾祖康：珍惜同性戀　遠離民建聯

我不是同性戀者，同性戀者的權益抗爭與我毫無直接利益關係。但就如我從來沒有反對過異性戀那樣，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同性戀，因為我找不到理由去反對。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愛事，我自問已算是勤於思考，也找不到很有力量的反對理由。似乎許多人並不覺得，愛是人類社會中幾乎最重要最值得珍惜最需要保護的美德。我也慢慢察覺到，在香港，似乎許多反民主反人權的建制派也往往同時反對同性戀（或反對同志平權）。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因為反民主反人權的建制派一直是操控香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很少有或已經很久沒有被壓迫的經歷，自然很難對弱勢的同性戀者起同情心。但人號稱是萬物之靈，需要受過同樣壓迫才能想像受壓迫者的痛苦嗎？

有些反人權反民主擁建制的基督徒名人或議員甚至搬出了他們的基督信仰，來反對同性戀。首先，對於那些反人權反民主的所謂基督徒，我已覺得這樣的基督徒即使不是飯碗基督徒，也是假冒基督之名的假基督徒。

令香港這些反同性戀的建制派或所謂基督徒非常難堪的事實是，目前全球十一個有立法認可同性婚姻的國家，全都是民主國家，而且全都是基督教（Christian）國家。據極權威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二○一一年民主指數，這容許同性婚姻的十一個國家的民主排名如下：（一）挪威、（二）冰島、（三）丹麥、（四）瑞典、（八）加拿大、（十）荷蘭、（二十三）比利時、（二十五）西班牙、（二十七）葡萄牙、（二十八）南非、（五十一）阿根廷。可見，同志平權迄今基本上只是高度文明人類的習尚。而香港的民主排名低至八十，連躋身「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ies）的資格也沒有，雖然仍比排名一百四十一的中國高，但已被排名第三十七的台灣遠遠拋離。難怪台灣的同性戀者權益做得比香港好。

反同志平權的香港政客不要對我說，香港比這十一個國家更民主。反同志平權的香港基督徒也不要對我說，只約有一成人口是基督徒的香港比這十一個基督教國家更信奉基督，更講靈性，更仁義道德！就以我十年來對挪威人的觀察，他們的宗教熱情遠比香港人高（政府一年投放幾十億港元於宗教事業，這在同樣富裕的香港絕不可能），民眾的仁義道德也不知比一般香港民眾好多少倍。一個小國敢得罪一個有仇必報的無賴大國，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一個獄中頭號政治犯，還不夠仁義？我絕不覺得同性戀婚姻和全面的同志平權令挪威變得墮落，也沒有給挪威社會帶來明顯破壞。我更不相信這地球若提前毀滅，是因為同性戀。

Mr. Bach：學民思潮，到底帶來了什麼？

剛從政總回來，心情久久不能平伏。今年的九月一日，像今夜晚會的天氣，時雨時睛。雨的，是我看到一個麻木不仁的政府，再次踐踏民意；睛的，是我看到一股年輕思潮，呼醒了我們的城市。學民思潮，到底帶來了什麼？

國民教育，早就曾任權時代就醞釀，當時，政府公布人權教育的預算撥款是30萬元，而投放在國民教育的撥款接近1億元，兩者差了300多倍。但當時討論的人不算多，因為我們沒察覺到，所謂「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府，已經無恥到一個地步 — 希望把思想從根本壓制。我們的孩子，早已代替了我們，成為極權的目標。直至政府開始掀出底牌，直至學民思潮的出現，我們才逐一被喚醒。

從去年學民思潮成立，到吸引鎂光燈注意；從729的九萬人遊行，到這夜的晚會，這場對抗極權的思想潮流，早已汐捲全城，喚醒了很多人。學民思潮帶來的，不只是對抗洗腦教育的一股力量，更是狠狠地刮了我們的一巴掌。我們驚覺，我們對政治的冷漠，差點毀了我們的良知。因為我們忙著「討飯」、「上班」、「休息」、「唱K」、「在Hollister外面排隊等買衫」，對迫切的卻漠不關心，終於迫得一班中學生，在這暑假中日曬雨淋，為我們東奔西跑。他們為的，就是香港僅餘的一點公義。這點公義，我們沒有守住，責任給了他們。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守護下一代」。其實，我們的下一代也在守護著我們。

孔誥烽：香港主體意識—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港人一直憋在心裏很久、因自由行和雙非而在自己家園變成陌生人的失落感，通過今年一月的反D&G禁拍一次過爆發出來。

自此以後，香港日益大陸化引起的生活層面的不安，轉化成全城聚焦的公共議題。

在短短幾個月的爭論裏，你罵我法西斯我罵你左毒上腦、你說我很民粹，我揭穿你是天真中國膠、你笑現實政治很虛妄，我嘲弄後現代西人不知所云，拳來劍往，好不熱鬧。

黃國鉅：國民教育，錯在「國民」

【明報專訊】在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中，常聽到一種說法：「我們不反對國民教育，但內容不可偏頗，要提六四等……」先贊同對方的前提，再斟酌內容。這等於敵人送一隻木馬來，守城的人竟先讓木馬進城，然後才慢慢看它肚子裏裝的是什麼。如此開門引虎，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而不知。

所謂國民教育，英文叫national education，光看此詞已經不倫不類，惹人生疑。有人說國民教育外國也有，是每個國家的責任云云。此乃混淆視聽之說！觀乎民主自由國家，只聞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未聞有「國民教育」（北韓、伊朗等獨裁專制國家自然除外）。公民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民認識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從立國歷史、憲法精神、政治制度、人民基本權利等，培養成有意識和責任感的公民，是智性的認識，與所謂國民教育的「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感性認識，兩者風馬牛不相及，且互相牴觸。

甚至連政府自己的諮詢文件，引用日本、新加坡、南韓、意大利、法國、愛爾蘭等所謂「外國例子」，都只見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一詞，而未見有任何國家推行「國民教育」一例。然而，諮詢文件卻竟然以「不同國家推行國民／公民教育的課」來描述之，可謂偷換概念的極品。（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頁54）另外，諮詢文件又引用策發會檢討報告，提到法國、美國、澳洲等國為例子，同樣都只有公民教育的內容，而不見「國民教育」一詞。策發會文件還這樣理解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的定義並不十分統一。本文說的國民教育是一種圍繞國家建立國家觀念的教育。透過國民教育，使每一個國民成為能遵守國家法律，能照顧國家利益、能負擔國家命運的人。」（策發會《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2008）頁1注1）其言語之閃爍，說穿了，其實是因為所謂「國民教育」，查實無據，於是唯有自鑄新詞，企圖偷天換日，訓練愚忠順民。官府文件字裏行間已經告訴你，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馬嶽：當不說真話成為習慣

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見毫：順民是怎樣煉成的－－空間環境的作用與操控

順民者，非順應民意，而是逆來順受的人民。其特徵是自我異化、政治冷感、犬儒及逆來順受，即縱有怨言，亦默默承受。經歷數千年帝制的中國人，似乎在基因中都烙上了這種順民的性格，久而成就「天性」。順民體現於不參與社會、政治事務，認為這是少數人的責任，可以算是自古以來，渴慕賢人政治的變種，只是賢人賢能與否，他們都不甚關心，也不曾去發現，自己是有權力參與政治事務的。國家政府從來都是喜歡順民的，順民不會對政策指三道四；順民不會管官商勾結；順民不會推動政制改革。如此順民的思維模式，當然跟自小的思想教育有關。回歸十五年後，不斷的國民教育改革，就是要做這種「從娃娃抓起」的「思想工作」。這層面各方都有不同的討論，於此文則暫且不提，筆者認為，順民的煉成，不單是由思想教育所成就的，在生活中的環境感知方面，都在潛移默化地使我們變得逆來順受。

人類的身體感知往往比冷靜的邏輯思維，更即時更直接，有謂一方水土養一種人，地域不同即使同樣人種，也總會有不同的個性，一個地方的環境，對一個人的性格及思維方式都有不少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很多時不會被當事人發現。在香港地少人多，城市過份規劃而單一的環境中，原來，人是很容易變成順民的。就筆者而言，繁忙時份的港鐵車廂，是一個會令人思想歸零，久而久之變得腦殘的地方。雖說人類是「文明」的動物，然人類仍有動物的天性，例如自我空間的防衛意識。動物如獅虎熊，甚或貓狗，均會有自我空間／領域的意識，當有人嘗試進入其領域，牠們則會全身戒備，視之為敵。人類亦然，曾有心理學家做過調查，鄉村人對人揮手致意會在好幾米外，而城市人則走近至身前才會問候，這是反映在密度太高的城市中，人的自我空間竟被大幅縮減至十多厘米。甚至可以說，密度太高的城市，是一所無時無刻限制市民空間權力的大型監獄。

陶傑：燭夜

燭光之夜又來臨了，這一年，請自由行的中國同胞繞過廣東道，到維多利亞公園來，與香港人在一起。

這一年，你的來臨，比以往許多年更重要，因為連中國總理也看到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政局倒退，走進了一條狹窄的死巷。

三月的成都，五月的陳光誠，連手上有槍的人，也要跑進美國領事館去逃避恐懼；連雙目失明的人，也要一步一血印掙扎摸索光明。這個時候，你還好意思到廣東道的 LV買手袋？

人是有點良知底線的吧？二十三年了，香港有許多人選擇了失憶、冷漠，或者背叛，但更多的香港人還是堅持了清醒，捍衞着尊嚴。

楊繼昌：鎮壓拉布

德國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說過這一句話：「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他有耳不聽、有目不見，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彷彿懵然不知，種種生活費用，如大豆價格、麵粉價格、租金、醫藥費等，全都與政治決定息息相關。他甚至對自己的政治無知引以為傲，挺起胸膛，高聲說自己討厭政治。這愚人並不知道，基於自己的政治冷感，社會出現了淫業、棄童、搶匪－－更可悲的是出現了貪官污吏，他們對剝削社會的跨國企業阿諛奉承。」（中譯：Constance Cheung）

萊氏有深厚的社會主義傾向，所以主要的批判對象是資本主義之惡。然而，將這段話用於描述今日的香港，大致上也能夠解釋，昨日在立法會內外的事情的因果。

粱振英放話要反對拉布的市民表達「意見」，昨日立即有一車旅遊巴接送的師奶阿叔到場，他們可愛到被記者追問時坦言不知拉布有何壞處。另外又有一群造型與鄭伊健在九十年代主演的某系列電影非常相似的男士，向在場撐拉布的市民狂擲滿水的水樽，離場時竟然還推動記者襲擊警察。

我和朋友看到新聞，朋友說：也吧，他們要鬥多人，我們即管趕過去，最多明天請假。結果到晚上十一時，仍有五百人在場，見證工黨加入拉布，歡聲雷動。

梁文道：阻住地球轉

如果說香港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重估一切主流價值，而且很有潛能這麼做的時候，或許我們也該看看「發展」、「效率」和「向前走」這些常見字眼背後的意思。

例如近日立法會的拉布大戰，不出所料，政府和建制派再祭出這些字眼，指責人民力量和其他泛民主派「為了政治利益，犧牲市民福祉」，使得一些關乎香港民生社會大計的法案遲遲不得通過，阻慢發展，沒有效率，香港要向前走的步伐又被拖下來了。

這是一套全香港人都不陌生的修辭術，乃至於到了每一個人都能隨時耍弄它的地步。多年以前，當灣仔居民反對合和砍樹蓋樓的計劃時，合和主席胡應湘便曾警告大家，說香港已經失卻了曾經令她引以為傲的效率，居然為了幾棵植物來破壞發展。在這番話裏頭，胡應湘完全沒有考慮到「發展」的定義是否應該包括生態的平衡與環境的愉悅。

西九文化區至今仍未落成，偶而便聽到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抱怨香港辦事效率太低，一項大好計劃拉倒重來，十年過去還是空地一片。他們大概忘了當初政府方案被打倒的理由了，假如那時候沒人反對，任由官方快馬加鞭，那麼現在的西九會是什麼樣子呢？沒錯，它大概會接近完工的階段，然後長實和新鴻基也開始廣告全新概念豪宅，形容它是一個包含了豪華酒店高端商場，順便還帶上藝術品味及百老滙歌舞劇的「優質物業」吧。

吳志森：誰是「癱瘓香港」的始作俑者？

立法會打拉布戰，打得如火如荼，波及新政府五司十四局改組大計。梁振英「發茅」了，近日公開發言，矛頭都直指立法會的拉布戰，越說越嚴重，越講越離譜。最新的說法是：「拉布，會癱瘓香港」。

梁振英上電台訴諸民粹：「今次在這個問題上拉布，令人擔心日後在其他立法會議題方面，亦可以有極少數的議員拉布，這樣的話，整個香港就癱瘓」、「近年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相對鄰近經濟體已屬停滯不前，做事慢等同經濟增長率低，社會應反思，否則全體港人受害」、「我們是香港的主角，香港的主人翁，應監察行政機關或立法會的行為言論」、「香港市民不論贊成或反對『拉布』，都應該發聲」、「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時，就議員過去四年的言行及對社會的影響，一併考慮投票取向」。

對香港政制不甚了了的市民，可能會給梁振英的說法迷惑，但只要明白整個制度的荒謬，不但會同情拉布，贊成拉布，甚至認為整個泛民也應參與拉布，用拉布逼政府把不公不義的法案撤回。

立法會議員一半分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不少由公司票、團體票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選民」只有幾百個，沒有半點代表性，卻盤踞立法會的關鍵位置，為政府的倒行逆施保駕護航，阻截對市民大眾有利的議案。分組點票，更成為了超級武器，輕易否決由議員提出的公義民生議題，將官員建制的意志，保衞得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