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羅永生：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誰的城市＞，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香港幾乎是世界最後一個殖民地，而一九九七將會是非殖化過程的分水嶺。可是在香港，現今只有少數人不感到詫異，為何這個非殖化進程竟然會由一個光榮的歷史時刻，變成一個充滿著反諷意味的笑話。對於受到國族主義措辭所激化的中國政府來說，維持現狀最為重要。聲稱自己是與殖民主義勢力對著幹的中國，絕不放過任何強烈遣責英國政府的機會，尤其是當英方在香港過渡期事務上表現不合作。然而中方亦反對任何會改變已往殖民行事方式的改革，最有力的例証莫過於阻止令立法機關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改革，以及反對增加社會服務經費的問題上。中方似乎在殖民主義尚未於香港絕跡前，致力捍衛其制度和意識形態。這些行為都是在保持香港繁榮安定的幌子下進行。雖然中英爭拗極其錯綜復雜，但歷史反諷的意味再明顯不過。有些人或許把責任歸咎於一群新進的權力迷和所謂「轉軑者」所玩弄的政治把戲，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依然有其特別的引人入勝之處，因為它展示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包容了處於其對立面的殖民主義，或者反向的說，殖民主義如何包容了國族主義。

以很多不同形態出現的國族主義運動，是在抗衡殖民統治的背境下冒起的，此等說法已成為一種常識，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或能否達致真正的政治和文化非殖化，歷史紀錄則顯得模糊得多。政治上完成了非殖化過程的世界中，民族、族裔和種族的宰制日益廣泛。這些宰制是由多元身份分類下不同的虛構想像模式所推動的，它們為各種新等級制度提供辯解。這些矛盾身份的想像模式往往是由殖民時期承繼下來，它們是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謀地偽作和塑造。在反殖抗爭時期，它們往往被納入國族復興的大計。而現在則有助於訂立一些參數和準則，有助於後殖民時期現代化計劃的管理。假若香港的情況可用作研究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交纏而弔詭關係的例子，我們看到的將會是一組管理主義的論詰過程所中介著的關係，這些論詰過程是建基於在過去多年形成出來的城市與鄉土關係的想像框架。譬如說，以管理主義統攝事物的論詰過程，協助了本地精英權力集團自我觀念的鞏固，從而被中國恢復主權的國族大計所吸納。雖然，這些轉化無可置疑地是一個獨特在地（local）的過程，但我們卻不能脫離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更廣闊的思想論述語境去理解其運作。

交纏內捲的殖民論述

在由士紳階層轉化過來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中間，要求中國自強的心態背後，往往是一股強烈的疑懼西方情緒。然而，疑懼西方的情緒卻經常是伴隨著同樣激烈的對中國傳統的自我憎恨。[1]這箇中的矛盾與及背後關於文化變革的訴求，為反帝運動舖展了一個尷尬的兩難局面，因為後者需要重拾中國本土傳統去強化對抗外敵的身份。但無論以甚麼形式，這些不同的文化改造企圖，卻不約而同都希望徹底而根本地改造本土人。

中國知識份子不斷追問中國文化如何阻礙中國步向西方式富強，這清楚地說明了殖民觀念如何被內化和反映。這種交纏內捲的東方論述（Orientalist）眼界卻正是國族現代化派學術生產體制的共同預設，而這套學術生產體制，實際上是西方漢學論述的子裔。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費正清的當代中國歷史研究，以及他的學問如何被中國學者閱讀和領受。雖然費正清的「挑戰與回應」模式現在已被視為過份簡化，但其東西二元對立的模式，卻仍是很多文化現代化計劃的出發點。可見，雖然西方列強從未於政治軍事上透徹地將中國殖民化，中國的現代化工程師們卻著迷於利用文化標記去使中國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ed），這點實已是見怪不怪。

不過要知道，自我東方化並不完全相等於西方生產東方刻版形像的那套東方論述。它們之間的分歧，主要出於如何評估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實現現代化過程所需要的精神和制度改造。國族現代化計劃的推行者雖不認同舊殖民主建立普世適用文化標準的遠大構想，但他們卻有興趣發掘本國本族對完成現代化使命「有用」的文化特質。換句話說，即使這有時會意味著，已被打斷的殖民者教化蠻夷的使命，需要以另一種方式去延續，他們仍堅信本土人乃是孺子可教、可堪造就。

這篇論文將會透過香港兩位社會思想家的例子，展現國族現代化計劃的籌謀者，與殖民主義的親密與共謀關係。在相繼不同的層次上，他們的著作展現了一條軌跡，顯露出殖民經驗如何有助於國族主義對文化改造的祈望。他們的例子亦展示了，如何可以在一個管理主義的概念框架下，使兩者在論詰上的變換與移位成功。

我們首先討論七十年代著名的現代化鼓吹者金耀基。金耀基屬於戰後流屣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的一代，背負著中國國族主義遺產的包袱。他雖然成長於台灣，但長期在香港的工作，使他發覺自己其實身處一個獨特的環境，這環境令他的國族關懷，並沒有與他在意識形態上所涉及的英國殖民統治活動有所衝突。相反地，正正是那種與殖民主義的眉來眼去，使他可以提出一種嶄新的論述發明，使較後的劉兆佳可以發揚光大。最後，通過把本地文化特徵更進一步地抽離自國族政治的語境，劉兆佳將香港文化變成一件可供管理的東西，它同時可以被置放到殖民地和國族管治的計劃中去。

中西共治（Synarchy）與行政吸納

金耀基於一九三五年在中國大陸出生，並於台灣及美國接受教育。初始以僑居人士的身份定居香港的金耀基，後來卻成為篡寫戰後香港政治的第一位華人學者。在殖民地制度下，一般並不鼓勵政治活動及對政治問題的研究。但金耀基的論文《行政吸納政治》，卻成為描述香港英式殖民統治的經典之作。當它於七十年代面世之前，只有少數幾位英國學者寫過類似的課題。

據金耀基的定義，行政吸納一詞是指，本地華人通過不同途徑被吸納，從而參與殖民地管治。這項論題在學術上及政治上均起著難以磨滅的影響，因為自從它出現之後，新的概念和術語就開始被引進殖民論述中去。例如「諮詢式民主」一詞，就是在他以後成為一個流行及可堪利用的語句，讓殖民地當局以此作公關手段，向宗主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推廣這種嶄新的所謂「民主」制度。在那個全球非殖化潮流湧現的年代，英國的殖民統治在道德和政治的層面上，均難以得到認授。但金耀基的分析，卻幫助了那些殖民地官僚，面對尤其是來自宗主母國的種種挑戰，為他們提供理據和辯解。[2]香港政制原來只是由一個委任的港督，再輔以一群委任官僚，和只有官委人仕出任的諮詢架構所組成。在這個背景下，金耀基對這種新民主類型的標籤可謂合時和頂用。

金耀基的意圖當然並非在於使其分析，僅僅成為英國人的辯辭。一種獨特於流屣學者的國族關懷，自不然地催使他把香港經驗放置到較大的中國脈絡下。為此，他把香港戰後殖民統治比作費正清所曾提出的一個關於共治制度的想法（Fairbank 1957）。費正清於這篇短文之中，討論到晚清時期一些通商口岸常見的，關於外國人與本地官員之間的權力分配安排。他拒絕把他所理解的這種中西共治制度，視為現代帝國主義的產物和掩飾，反而把共治制度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認為中國其實早就有外族統治的歷史，亦早已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外國人參與管治的制度。費正清避開了對所謂中西共治制度底下那種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作細緻的分析，反把它視為最後一項東方和西方能在平等基礎上合作的遺跡。故此，對於他來說，這種「精巧方便」的安排，被後來冒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所破壞，著實是令人遺憾的事。

六七十年代費正清被那些針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的左翼評論界，視為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官方理論導師，甚或只是美國政府的工具。（Peck 1969）對他們來說，費正清的「回應與挑戰」模式，從學理到政治，都是問題重重的。它把中國的動盪，歸咎那些令中國不能成功回應西方挑戰的內部障礙，無異於為西方列強勢力，應繼續留存中國說項。按照這項觀點，中西共治的失敗，乃可被解讀為證明了本地人不能適應源自西方發展的刺激。可是，金耀基卻對費正清研究提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閱讀，他把悲觀主義蒸發，把輕蔑的目光逆轉。他把香港的「行政吸納」詮釋成與共同管治幾近一樣的概念，使早已粉碎掉的中西共治夢境神奇地復活。不過，與先前不完整或「半」殖民地狀況的通商口岸不同，香港被視為一個得體地保存下來的，如假包換的殖民地，所以共同管治制度可於此再作試驗。他以為，在其他地方不能做到的事，其實可在香港做得到。雖然這種借屍還魂的殖民想像，與金耀基在台灣那邊作為一個國民黨政權下的自由改革派的公眾形象，有明顯的不協調，但這不會令他感到尷尬。因為確認香港的殖民統治，並不用否定國族主義。原因是殖民主與資本家統治香港的成就，正好被挪用為批評共產主義失敗的對照 － 這個在冷戰時期被台灣國民黨政權認可的批評，正好支撐著這一套調和著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的詮釋。

不過，無論殖民地政權的自我合理化和反共國族主義兩者如何存在著糾結和共謀的關係，金耀基的這套論說與原創者的相距卻已越來越遠。費正清就共治制度的成績的評算其實遠為小心翼翼。晚清時代，主張西化的洋務派相信西方器用（「用」）不會有礙於中國文化的整全性（「體」），認為中西共治只是讓中國學習自己所缺乏的西方行政管理技巧，但在上述的文章中，費正清卻正好試圖深入地反省和檢討這些洋務派的謬誤。但這些都沒有在金耀基引用中西共治的概念時被談論到。

體／用的問題框框不斷地在當代中國思想史復現，抉擇往往被推至極端：要麼就是呼喊全盆西化，打破舊有文化，要麼就是像傳統主義者般，確認中西文化的鴻溝。但是，金耀基卻另闢蹊徑，嘗試解決這個兩難。他把「舊」式的中西共治抽離其獨特的歷史脈絡，又宣稱在香港發現一個容許不同領域的元素，可以選擇性地放在一起，在一個「行政性政權」（Harris 1988）的框架下運作的嶄新的理想混合體。因此他認為有需要重新挪取費正清的中西共治概念，因為它可以權充一種新的術語，令國族主義者們以及如金耀基自己一樣的，那些被訓練成行政科學專家的香港殖民地技術官僚們都能了解香港式的殖民統治。對於國族主義者來說，在這套嶄新的管理主義框架下，英國殖民地統治的優點，並不在於它有多大的空間讓民族身份可以發揚，相反而吊詭的是在於它（通過「行政吸納」的手段）對追尋國族之「體」的鎮壓。

這裏涉及的論詰轉移是非常有意思的，它道出了放棄追求一個內在自主的民族文化領域，以換取現代化計劃的成功，可能是一種必須的妥調，或者至少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此外，它亦把制度的建立，簡化為一些純綷的行政事宜。不過，這種折中並不等於取銷本土文化所佔有的角色，而只是用對文化的有效規訓，代替已往援引傳統文化來確立國族空間的做法。金耀基在其本地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就將一個政治冷漠的中國文化，選擇性地解釋為有助於香港的成功。然而，將殖民主義轉化為管理主義的大計，尚待金耀基於中文大學的同僚劉兆佳去把它推至頂峰。

功利家庭主義

劉兆佳屬於戰後香港的第一代社會科學家。他詳盡但有時顯得冗腫的理論，聲稱已整理出所有使香港成功的社會政治條件。他運用的其中一個概念，是由漢學家對中國人孝道那種陳腔習見所引伸，再加上一系列實証調查所製造出來的所謂「功利家庭主義」。對於劉兆佳來說，這概念扼要地綜合了戰後中國來港移民所普遍表現出來的一種態度和取向，這批移民的物質主義態度，使他們成為最理想的經濟人。不過，令人撲朔迷離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個人主義者，他們功利主義的動力背後是對家庭價值的忠誠。由於具備這一種內傾態度，本地中國人社群被視為本質地是自我約束的，他們有一種「寧可『管好自己的事便算了』」的態度。於是，他聲稱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制度」，作為一種結果，又或者作為上述現象的一項前提，得以在香港建立起來，在這制度下，政治與社會被認為是相互隔絕的兩個不同領域。這種微妙的平衡之所以能夠達致，是因為相較於政治來說，香港人更熱衷於家庭生活，他會向親友求取幫助，而不會向政府提出要求。這種缺乏階級意識、短視和對社會漠不關心的物質主義者形象，令人回想起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學界一度流行的那個劉易斯（O.Lewis）稱之為「貧窮文化」的觀念 （Lewis 1959）。不過，劉易斯與劉兆佳的分野，在於後者所提的，竟是一個脫離貧窮的文化。此外，有關小農移民的家庭主義文化亦曾於賓菲特（R. Banfield）所作的意大利城市研究中討論過，賓菲特發現一種「不在道德規範下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t）（Banfield 1958）。然而，雖然從來沒有引用或討論上述兩位重要社會學家的理論貢獻，劉兆佳卻聲稱自己找到了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重覆的香港特質（Lau 1982:182）。而且，劉兆佳那套關於家庭主義性格的理解，並不是找出鄉下人不適應城市生活的訊號，而奇怪地是想說明這些東西如何變得有助於殖民主義和現代化。對於劉兆佳來說

「（香港）華人社會可被視為一個內向、自我約束及原子化的社會，其特色是非政治化的取向和低的政治動員潛力。這樣的一個社會是那個『分隔一旁』的官僚政治體制天衣無縫的配合，它們兩者的並存及互相避免產生關係，是解釋香港政治穩定的線索。」（強調符號為筆者所加）（Lau 1982:68）

與金耀基形容華人精英分子的參予，是戰後英國殖民統治成功的先決條件那項中西共治意像比較，劉兆佳對於這個「殖民地奇蹟」提出一個更為文化性，非只於政治性的解釋。不過，這種「文化」卻並非獨立於制度領域。劉兆佳堅持它是為工業現代化進程所決定的那個社會結構的果實。他表示：

「香港的中國社會是不同種族、地區、方言和意識形態身份的中國人混合物 [sic] 再經互相調節適應之後的產物。這些人原來互相猜忌，但卻同時迫切須要面對在高速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所須承受的分娩陣痛。」 （Lau 1982:67）

劉兆佳對香港社會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族裔混和的意像。這個社會最偉大的貢獻是混合了互相分割的中國人。雖然沒韋伯的新教倫理，但得力於殖民統治所創造出令人加倍鼓舞的環境，工業化的精神推動力得以被釋放出來，為現今已作為香港人的新移民，去創造一個殖民地奇蹟作好準備。遠非無中生有，這種有進取心的新人類的性格，保留了所有殖民統治所要求，並具有暗地屈從權貴傾向的珍貴傳統特質。在討論到殖民政府所享有的「認授性」時，劉兆佳認為：

「這裏有一種先驗地對殖民權力依從的性格。首先，對中國人來說，把權威視為既定事實、一種宇宙秩序中固有之物的傳統觀念，很自然地可以給轉移到他們的殖民地主人身上。」（強調符號為筆者所加）（Lau 1988:20）

然而，我們不能就此推斷，劉兆佳塑造出來的聽話香港人形象，只是金耀基冷漠中國人形象的簡單延伸。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劉兆佳的研究結果不會得出一種使年輕一輩市民可以驕傲地認同，並與戰後一代精英的抱負接連在一起的獨特香港身份。對於他們來說，有效管理的城市生活及香港都市結構本身，提供了上好的機會，讓一個難能可貴的冷漠文化得以發展至完美境界。這種都市意像，不單有生態學上的重要性，亦具有深厚的政治和行政含意。

都市社會與非政治化

在劉兆佳的殖民現代大計中，他把都市格局的重要性以下述的方式描述為：

「首先，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香港鄉郊部門顯得微不足道。在那些地方，城鄉之間的強烈對比是一股強大的破壞穩定的力量 ¼¼ 其次，地理上流動性以及都市社會中的社會控制削弱，令建基於傳統的華人家庭延續規則不能再生效，因而使功利家庭主義能夠開花結果 ¼¼ 其三 ¼¼ 作為一個地方政府，這些[公眾對市政服務]的要求出現時，也都是具備某種性質，免於政府和社會中有組織的大集團對峙。這是由於市政務服的『可細加分劃的性質』，阻止了有廣泛代表性，為爭取社會需求而組成的團體形成。」（Lau 1982:180-181）

對於劉兆佳來說，能在政治上而非經濟上自我約束的城市，削弱了傳統的中國家庭主義，因為它們不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然而，如果缺乏了對城市生活的管理，徹底的「國民性」改造仍是不會成功的。劉兆佳的觀點是：

「都市服務需求的非意識形態特質，使他們置於實務性的行政決定底下。零碎的都市服務需求，令到一個較大地方上的集體需求難於整合；故此，官僚機構能夠輕而易舉地處理，尤其是香港對這方面需求的水平普遍為低。香港的都市性質形成了一種務實、臨時和零碎的解決問題方式。」 （強調符號為筆者所加）（Lau 1982:181）

劉兆佳所理解的這種都市問題的零碎性質，對他的管理主義理論架構，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嘗試証明，只有在這樣細小的都市裏，市民的需求才能減至最低，而對這些需求的回應，構成他所說「週邊政治」（boundary politics）。在這種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政治下，只容許漸進、緩慢及細微的改變。結果是香港幸運地避開了一個被認為不利於政治穩定的情況，那就是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之間的整合。劉兆佳這樣寫道：

「透過選擇性地執行或不執行某些條例，透過游說、折衷、吸納、討價還價、哄騙、擺威嚇姿態，又或者有意地訂定某些非正式的規矩來淡化問題，政府可以避免殖民地政治架構的正式改組。由於非正式的讓步往往以不公開的方式作出，而且性質既分散又個人化，所以它們很難結集成改變制度的力量。」（Lau 1982:169）

雖然都市形像給劉兆佳一個界劃殖民行政運作對象的機會，但上面所引述的殖民政治統治技術，卻是生動靈活，充滿馬基維尼式的（Machiavelian）權術智慧。其實，擱下關於都市性質這變項的解釋能力不談，劉兆佳上述關於都市生活的這種異於尋常的設想，只有在香港這樣一個充滿對鄉土敵意意像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現。因為人們對鄉土的想像，往往是與落後和同時充滿動蕩的中國聯繫起來。在香港這樣強烈的反鄉土觀念是非常深入的。這種現象在那些陳詞濫詞的媒介，如何把第三世界國家的刻版形像描繪為只有混亂、衝突和社會動盪的例子反映出來。香港不斷的被關於其都市的性質及其安定現狀的辭令所迷醉，也不斷地被誘導去認為，只有在一個能擺脫傳統、落後和暴虐橫行的窮鄉僻壤社會，現代化才是可能的。不過，即使這種刻版定型是非常普遍，但只有劉兆佳嘗試給它一個「系統化」的解釋。但他的「系統」處理所做的，其實就是借用都市意像來過渡到論證為何必要有複雜的管治技術操控。所以，他多番肯定都市生活的科技化，雖然他從沒有提出過一套完整一致的都市主義理論。他相信由一個小型官僚政府去提供必不可少的幫助，就可解決各種鄉土對現代化的障礙。於是，由「抽離」的殖民地權力機關管治，不再受各種鄉土夢魘，如地方主義和其他引伸矛盾所纏繞的城市，是政治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最終答案。因此，在追求發展的世界性競賽當中，香港的殖民地及都市結構，被認為是得天獨厚的。

雖然，劉兆佳所表達的反鄉土情感，道出了香港年青現代精英們的前衛意識，但劉兆佳對傳統中國社會留傳下來對家庭價值的推崇，卻與這種意識格格不入。劉兆佳更曾對華人社會經歷著的解體過程發出警告，表達出他那種懷舊情緒。在一篇他於八十年代早期寫就的文章中，他就「工業化過程、商業發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都市化、西化¼¼」會導致華人社會的解體發出警告（Lau 1983:552-553）。他認為這些世俗轉變趨勢最大的威脅，就是那些會伴隨而來的對政府服務需求的加速擴大。都市化曾經承諾從傳統與地方主義的頹垣中，提供一個熔爐以融合及錘煉出現代具企業精神的新人種，但在這裏又反而變成現代化進軍的一種陰影。不斷提昇的慾望、擴大政府在福利服務上的責任、要求更多的正式制度與程序，甚至不斷提高的意識形態吸引力，這一切都被認為會腐蝕政體與社會互相分隔的微妙平衡。

明顯地，這種把都市看作深具威脅的一種生活方式的理解，與劉兆佳較早前描繪的那個承諾著可以成功進行可堪駕馭的現代化大計的「小都市社會」有明顯的矛盾。可是，這種矛盾所指涉的，非單是理論上不一貫，更多是發言位置上的轉變。劉兆佳急就章地利用城市作為隱喻，說明殖民主義如何被本土化及被管理主義所轉化，現在卻被他作為一個秉承現代化信條和觀察的社會科學家身份所出賣。但無論如何，香港一度被理解為只是服務於帝國擴張的港口，現在已被重新刻劃為一個獨立自存的城市。而要使這裏的殖民制度能被想像為可獨立運作的制度，就只能靠張羅架設一個全新的城鄉意像等級階序。因此，「都市社會」只是劉兆佳論詰上的一塊跳板，使他能由一個殖民地統治者的發言位置，轉變到本地現代化派精英份子的發言位置。透過抽出戰後殖民管治背後的各種「理性」，重新組合成一套合切可用的管治技術，殖民主義於是就可以被本地的權力思慕者及其他有共同利益的精英集團再次佔用，因為他們極之希望看到在現代化過程中，殖民統治能以新的包裝和面貌得以保存延續下去。

在金耀基的描劃當中，殖民統治使中西共治的伙伴關係借屍還魂。但對於劉兆佳來說，殖民統治已把自己變形為一套行政技術。由此可見，劉兆佳對城市的含糊及自相矛盾的觀點，並沒有對他造成破損，因為他的招式把戲主要是把東方論述式的輕蔑和佔奪，由東西二元對立關係轉置到城鄉差別的等級階序上去。劉兆佳的管理主義目光所定出的概念遊戲，與其說是受到科學性嚴謹性、官僚或甚至技術理性的制約，不如說是卻受「都市性」和文化特質可被駕馭和支配的程度所決定。因為它們正是了解成功的社會和文化工程的秘密所在。

給殖民主們的宏大政治設計

在八十年代初，由於一個瓦解之中的大都會的夢魘，促使劉兆佳一度以一個改革者姿態發言。（Lau 1983:562）他批評一九八零年綠皮書所建議的本地行政改革，指它範圍有限亦沒有實效。然而，他並不認為他這些深化改革的呼籲，會破壞了要持續使社會非政治化的戒命，因為這些讓步只是一種策略而已。以恢復有自我約制能力的家庭主義華人社會為最終目的，他的建議是企圖以一種現代外貌，去取代已枯萎掉的傳統中介組織。在這些界限的規範下，為了成功使非政治化延續，香港可以容許有限度的政治化。他這樣寫道：

「在政府和市民之間插入一個中介層的後果總是非政治化的，因為相對於控制一群龐大而難以駕馭的群眾來說，籠絡數目較少的地區領袖參與政治過程則較為容易。」 （強調符號為筆者所加）（Lau 1981:883）

這正正是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地方行政改革的精神。對於這項改革，劉兆佳於理念、邏輯依據及思想上，要不在實際運作的評估上的影響均是顯著的。[3]這項有限改革的保守特色在於，它以一個蹣跚的腳步，引入世界罕見的，既複雜累贅亦欠平等精神的功能組別制度。徘徊於民主與明刀明槍的官僚專政之間，建立起這套功能組別制度的目的，乃在於試圖佔先機地分裂社會，以保持行政機關的力量。這個改革結果卻很是混雜，一方面它消除了逼使英國在港推行全面民主選舉制度的壓力，但爭相進入狹窄功能組別分類的現象，在過去十年不斷加深了社會的政治化。不過，這個政治設計的失敗，並沒有阻止劉兆佳的構思，成為一個於意識形態層面上有用的工具。

在八十年代後期，當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時近衰亡，劉兆佳寫了多篇具影響性的文章，令到他於新組成的中方權力機構踏上了新的青雲之路（Lau 1988）。他把香港華人政治上聽話的論點擴展，向中方推銷了一套可用作未來管治工作的工程藍圖。他把早前出現矛盾結論的關於現代城市的觀念放下，建議建立一個由既有及新加入的權力精英組成的新管治聯盟。以他對香港政治文化本質的判斷為基礎，劉兆佳更為坦白地流露出在他分析之中的管理主義慾望。他的結論是：只有「跟隨著香港的發展，政體與社會的關係，才能更有技巧地處理。」（強調符號為筆者所加）（Lau 1988:117）

在政治效忠轉變的潮流中，劉兆佳在學術上那種對英國殖民主義的辯解之辭，相對地已顯得較少令人反感，因為他只是把香港變成一個學習模式而已。把殖民經驗轉化成能為國族主義現代化大計服務的器用的過程中，國家政權的理論尊師意覺到需要馴化畜養一點封建主義（被理解為「可被馴服的鄉土他者」）。從某方面說來，那些國家管理人實際上是列寧主義左派理論家比爾華倫（Bill Warren）的同盟軍，他相信低度發展的國家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殖民主義，去克服他們的「他者／過去」。（Warren 1980）劉兆佳認為中國傳統價值是中國現代化失敗原因，然而傳統的家庭觀，卻能在「開明」的殖民統治下，在管理主義策略的啟導下，變成一種有用的文化，以維持一個現代和懂得自動調節的社會。當舊有的殖民大計已聲名狼藉，國族／本地精英們試圖塑造及再造他們自己的殖民主義事業時，他們大可正義凜然地放在國族主義的旗幟下進行。這正好解釋了劉兆佳的構想為何如此容易地就被中國政權接收過去。

再殖民化的國族大計

無論如何，一個隨時準備被中國挪用的珍貴香港文化，本身展現出中國國族現代化大計的反諷和張力。正如香港的身份現已再不能抽離與中國的關係作單獨理解，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曲折道路，亦需要一個如香港的「他者」去確認和否認。限制香港的政治和文化自主，把它變成完完全全的「中國式」，固然能夠展示出「中國人」有能力去管治一個現代城市。然而，香港本身，也就是被視為的現代特性本身，就會有被摧毀的危險。這就是當一九九七將至的時候，中方官員所顯示出來的焦慮，這項焦慮當時在中國改革派的副總理李瑞環的一個比喻中充份展現出來。在一次談話中，他把香港及其價值比喻為著名傳統宜興茶壼內的「茶垢」。他警告共產黨內強硬派，若錯誤處理香港事務可能導致無心摧毀香港的結果。他表示只有門外漢才會購買一個珍貴的古董茶壼，但卻把獨一無二的茶香來源的茶垢洗擦掉。然而，正如一些評論指出，為了展示非殖化的成功和國族主義的勝利，就好像為了保持茶壼清潔一樣，很多時是會無意識地驅使人們去把茶垢洗清。也就是這種無意識的舉動，不斷推動強硬派去把中國制度和管治方式帶入香港。李瑞環婉轉的批評雖然銳利，但他的隱喻亦標記著中國那些不光彩的慾望，眷戀著那種在光榮的「天朝大同」時期中國竟然錯失了的殖民經驗。

對於一直追尋現代化的中國來說，香港這扇透過殖民主義而達致現代化的大門實屬不容有失的瑰寶。而香港作為一個脆弱的茶壼的隱喻，正好道出中國國族／殖民想像中那種虛幻及雙重面目的性質。只要香港仍舊是一個有用的茶壼，它就繼續會對中國有利，可是一個破碎的茶壼無疑是一個惡夢似的災難。故此，目前對香港的再殖化大計，又或者換句話說，那個以新殖民主取替舊殖民主的過程，就顯得更為複雜，因為除了勝利者復仇的心理外，更伴隨著一種自卑的情意結。這種現象其實是一種嚴重的妄想症所表現出來的癥候，懼怕香港對中國的平穩、尊嚴及身份構成威脅。[4]

路沙度（Rosaldo）將他所謂的「帝國主義的懷舊病」描述那種希望得回那些自己有份參與破壞的東西的慾望。在香港的情況是，破壞的衝動和抗衡破壞的衝動同時在發生作用。殖民地的遺產同時被憎惡及愛護。在北京當權者的眼中，愛國情意的量度準則，並非在街上那些參與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的遊行，而在於那些人可以教曉他們多少管治香港的殖民地式手法。在這種曖昧不清、重置反覆的殖民化大計之中，本土精英們的定位卻並不那麼矛盾曖昧的。因為經歷過無數次使用而沉澱下來的「茶垢」，就只有品評家才會懂得珍而重之；對於急謀學得附庸風雅之道的新貴來說，就始終需要有熟練的「專家」去幫助他們培養那種優良品味。這解釋了為何在新舊殖民主之間，「現代香港」是一件何等珍貴亦可供議價交易的古董，但新舊交替之間，管理主義作為一種精於管治技術的專家的意識形態，一定可以找到發言位置，在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這對孿生論述當中左右逢源、穿插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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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毓生稱此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傳統主義」。（Lin 1979）

[2]七十年代英國由左翼工黨執政，國會內有不少強烈批評殖民地部的聲音，不少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批評性調查都是在這個時作出的。例如一個名為Hong Kong Research Project出版的《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和Keith Hopkins所出版的《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都充滿著一種要求人道改革的費邊主義思緒和批判殖民統治的聲音。（Hong Kong Research Project 1974）；（Hopkins 1971）.

[3]劉兆佳在最近一篇訪問上承認他有份透過與當時政務司鍾逸傑（Acker-Jones）的交往，非正式參與了提出功能團體的方案。但他聲明他自己的想法其實比綠皮書所提的更「溫和務實」。（Ma 1997）

[4]對香港成為顛覈中國政權的反共基地，已成為九十年代中國對港政策的一個重點，然而這種妄想症候正是使收編香港民主自由派和草根力量的統戰工作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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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http://lawws12.blogspot.com/2007/03/blog-post_7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