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難言「理性」 「激進」原是認真
【明報專訊】立會通過「高鐵撥款」之後，一如既往，傳媒還是選擇性地集中報道示威中較為激烈的場面。以時事新聞作為主要教材的通識科教師，如果曾到現場觀察，自然可用親身的體驗印證傳媒的報道，但倘若不在現場，說不定會受到傳媒強烈的影像圖片影響，傾向引導學生討論反抗行動應否「過激」之類的問題。通識科考試強調不存在「既定答案」，其「深層次」的意思，應該不是指「政府是有點不對，但抗爭也不應過激」之類的「各打五十」套路，而是要求學生反思既有的常識、概念和習見，明白它們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中的意思決非一成不變。換句話說，「不設既定答案」其實是鼓勵師生不再依賴各種抽離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的報道，而是嘗試把事件和觀念置放在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去理解。
大眾傳媒大多會宣揚「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原則，但在商業利潤的主導下，卻往往像英國 學者Kelvin Williams所指，希望「每天都給『媒體』一件謀殺案」；或者白點說，為了吸引讀者，總傾向點「唯恐天下不亂」，於是經常把鏡頭對準衝撞、用筆鋒突顯紛爭。如果我們缺乏對當代傳媒這種並不太「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傾向的理解，亳不批判地只以經過記者編輯偏好的視角篩選的議題作為「事實」，那麽不僅真正的理性思考難以發生，更可能會不經意地強化一些意思顛倒了的概念，令學生混淆，甚至是非不分。
例如在高鐵論爭中常常出現的「激進」和「理性」這兩個概念，在當代傳媒偏好的焦點下，往往會呈現出意思錯置的現象。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或一個概念，必須把它們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之中，也就是要認識概念的源起和意義的轉變，分析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其促成或轉化的社會體制和歷史條件，而非片面地根據一兩個鏡頭、一兩句說話，判斷行動或發言者是否「激進」和「理性」。
錯置的激進和理性
「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其拉丁詞源radix指「根」（root），也就是帶有根本、徹底、深入的意思。在這意義下，於立法會 就議案尋根究底、「打爛砂盆問到篤」的議員，以至在街頭質疑「發展為何是硬道理」、「基建是否必須毁家園」的聲音和行動，確實是有點要求「根本、徹底、深入」的「激進」味道。不過，隨著時代的演變，在當代社會，「激進」逐漸轉化成為追求急促的改革，採用非理性、甚至極端的暴力手段的同義詞。就這後一種意義說，在立法會內要求花時間審議議案的議員，以至在門外包圍立會的市民，與政府和支持高鐵盡快撥款的議員比較，誰更「激進」、誰更「理性」，還有待論證。
在手段方面，讓我們先看看立會之外。儘管在偏好衝突的傳媒鏡頭前，我們確實看到一些不斷被重複播放，也許不必要發生的較為激烈的抗爭場面，但正如不少參與者和評論者指出，絕大部分示威者與警察在絕大部分時間都盡量克制，甚至連「政府消息人士」也「表示」，「包圍場面不算過激，暴力衝突極少，官員只不過受阻遲了回家」（《明報》，17-1-2010，A02）。立會之內又如何？議會的設立，原在於代表市民，監察政府，避免後者濫權輕率。然而，在香港，透過功能團體維護特權利益和確保政府能獲多數票的立法議會，政府可以不需仔細舉證和向市民交代全面的資訊，政策也能夠順利過關。在這次高鐵審議的過程中，政府明顯不重視認真的諮詢（甚至不知道曾在什麼地方諮詢市民！）也未能或不願提供一些重要的資訊（例如高鐵西九方案的可行性報告），亦無法回答一些影響高鐵能否真正高速地直通內地其他城市的問題（例如一地兩檢的法律局限和執行問題）。不主動甚至不願透明地發放有助議員審議、市民認知的資訊，是否一種尊重理性討論的表現？
然而，儘管政府的諮詢並不認真、提供的資訊不全、重要問題未獲解決，但部分黨派和功能團體議員卻早已鐵定支持議案，不僅絕少或不向政府提問質詢，也不提改善或「優化」高鐵的議案，更否決了所有值得立法會認真審議的提案。這種種跟循功能團體利益和黨派立場投票的議會表現，恐怕距離講求證據和討論的「理性」、追求向選民和公帑負責的「民主」甚遠。借用一句本地論者針對示威者的說話﹕或許這些功能團體和黨派議員都懷有「高尚的道德動機」，「卻並不代表可以合理化過程中出現任何的不當行為」。這些發生在議會內的「不當」行為，是否符合「議會民主的倫理」？還是一種制度性的「暴力」？甚至有點「過激」？
從目標來說，反對是次高鐵議案者所提出的，主要是想爭取保衛既有的家園、減慢發展速度、改變發展的模式、以至減少公帑的支出；而要求高鐵立刻上馬者所追求的，則是盡快推動基建、加速社會轉變步伐，以避免香港「落後」於全國，甚至成為「孤島」。對比之下，支持社會高速發展和「接軌」的欲望，抱持「拖慢」等同「邊緣化」的憂心，是否更符合追求急促變化的「激進」稱謂？相反，要求政府暫時收回議案、重新諮詢研究，願意多花點時間在議會內更仔細的論爭，以更審慎的態度反思社會發展的步速、保育既有生活方式和自然生態的力量，是否才是真正的「保守」？
奇怪的是，在香港這個犬儒文化氾濫的社會，要求認真、審慎因而必然是相對花時間的理性討論，經常會被誤作為「激進」；而在功能團體和黨派政治主導之下，未經公開、透明、認真的諮詢論證卻追求急促通過影響社會深遠的議案的投票行為，卻往往被錯解為「務實、平和、理性」。
高鐵後的通識教育
在電影《少林足球》中，周星馳唱歌後被打頭，於是嘗試向圍毆他的大哥們解釋，大師兄才是「鐵頭功」，而他自己則是「金剛腿」。不過，正打得起勁的大哥們，似乎對他的說明不大感興趣，繼續邊打邊罵﹕「鐵頭功丫嗱！鐵頭功丫嗱！」周星馳最後只能無奈地抱怨﹕「你口地識唔識中文……都話咗佢『大師兄』先係鐵頭功，我係金剛腿……咩你口地咁萌塞！」
追打身處社會弱勢位置的「金剛腿」的大哥們，自然應該聽見他的呼叫，但卻「硬係聽唔到」，這恐怕真是有點「萌塞」。「萌塞」的原因，興許是與先入為主的偏見有關。在面對一些不那麽容易根據舊有框架歸類的事情時，我們很容易會變得「萌塞」。既有的猜想、信念、情緒、語言、概念，都會阻礙我們聆聽他人的聲音，就像一些認真提問的議員，也許並不是尋求拖延時間（儘管「拉布」其實也不違背現有議會的規範）；而參與苦行的青年想告訴大家的，恐怕也不是「我要上位或熱愛暴力」。然而，習慣了二元對立思維、偏好「每天一件謀殺案」或熱中把「零星行為無限放大」的大眾傳媒和公共討論，對他們不盡相同的聲音，仍然「硬係聽唔到」，於是在立會內所有的提問和議案都被判定為「阻住地球轉」，而我們仍然不斷聽到政府鼓勵「青年只要肯努力，自然會出人頭地」的苦口婆心。
通識科老師大概都不想讓學生變得「萌塞」，也就是不要接受太多先入為主的偏見。為此，我們有必要認真甚至「激進」地尋根究底，不輕易接受意思含糊的概念和評論，也不應鼓勵學生在缺乏足夠的資料和細緻考察及研究下，隨便妄下定論。
探討導致暴力出現的根源
另一方面，教師也可嘗試超越由傳媒偏好所限定的視野，與學生討論一些能夠把高鐵與社會其他重要事項聯繫的問題，以擴闊思想。例如，為什麼在民調中大多數港人贊成普選 ，而政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而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相反，當立會表決前港大民調發現支持撥款（47%）和反對或擱置撥款（45%）人數相當時，政府卻不要求「循序漸進」、「建立共識」？又例如，政府在其他的政策推行之上，包括流感接種疫苗計劃、學校驗毒計劃，是否已向公眾作出詳細而理性的交待？還是仍然存在著諮詢不認真和選擇性地發放資訊的問題？而立會議員又是否意覺隱藏的問題和能夠有效監察政府？
香港當前的深層次矛盾，或實質的問題，是缺乏「世代之間的對話」？還是貧富兩極分化、特權階級欺人太甚、議會缺乏民主理性、政府漠視尊重無權勢者的基本倫理和規範？為什麼我們這自詡熱愛平和理性的社會，能長期容許傳媒偏愛聚焦報道衝突和暴力？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容忍暴力，要怎樣才能有效消滅各種暴力的制度和導致暴力出現的社會根源？認真地探討這些問題，也許比只根據幾個傳媒偏好、不斷重複的鏡頭，抽空地爭拗示威是否「過激」，來得理性和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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