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練乙錚：把青春歸還

【JET-jet people】練乙錚十八歲往美國讀書，在朋友家雪櫃門的磁石格言上，看到宗教詩人Max Ehrmann這樣寫着："Take kindly the counsel of the years, gracefully surrendering the things of youth."。大意是「順從歲月的忠告，愉悅得體地交還青春給你的禮物。」這句話對他影響至為深遠。小時候藉孔子與天主認知世界，長大後急拐灣左向馬列毛膜拜，再來180度逆轉崇尚自由市場；由保釣衞士到大學教授到政策顧問到《信報》主筆，與其說練乙錚年輕時不停尋找自己，不如說他也在不斷打倒昨日的自己。

當年紀漸長，練乙錚才學懂一步一步跟自己和解。2010年1月18日，他在《信報》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他說：「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這刻，他沒有認為自己人生的答案都找對了，也不清楚自己還在渴求甚麼。練乙錚只知道，自己想繼續航海。「有時我想，如果有天在風浪搏鬥時，在大海中走完自己的路，也不是一件壞事。」好像是活了一輩子，剛好又回到十八歲時那正整裝待發的原據點：時候到了，就要把一切歸還，而且要，愉悅得體地！

青天白日　窮書生

練乙錚來自一個青天白日家庭，有一個曾於國民政府當部長的舅公。「因為舅公的關係，我家那輩的親戚，無一不親國民黨。我爸不是黨員，卻曾於國民黨游擊訓練班受訓，只是受訓完不久便抗戰勝利，父親最後沒有參與戰事，只在國民政府內做一個小職員。」1949年，共產黨把國民黨驅逐到台灣，練乙錚的媽媽先帶其兄及其姐來港，練父及舅公隨後抵步，練乙錚於1951年出世。「來到香港，那種不共不國的第三勢力不成氣候，舅公到了新亞書院教書，淪為書生論政。」

練乙錚少年時家境清貧，來到香港幸得舅公關照，那年代的鑽石山，是國民黨遺孤的根據地。練乙錚一家搬進區內一所大宅的尾房。或許早就看透箇中黑暗，練乙錚的父母，從沒刻意給子女灌輸任何政治意識。「爸爸最想我讀好書，做好人，時常跟我講儒家思想。」父母來港信了天主教，於是練乙錚同步飲用孔子和耶穌的奶水長大。「你要知道，不管儒家或是天主教，均主張做人不可只顧私利，應該為大社群着想。父母雖不希望我們沾染政治，但我家的長輩，本身就常將這題目掛口邊，小孩子耳濡目染在所難免。就是這樣，我慢慢開始留意政治。」

入讀華仁中學，看書，基本上是練乙錚唯一許可的興趣。「一切大抵都是自發。由於舅公是個書生，家中滿屋是書，不少文學政治經典名著，細細個已在他的書架上看過。我就在這個書海中浸大。」除了父母本身正經八百，還因為：「當時屋企實在好窮。」窮到一個地步，練乙錚有時只帶兩片乾巴巴的牛油方包返學當午餐，連學生最期待的學校旅行，他也自動自覺為了免使多餘錢而放棄，旅行日乖乖請假。「當時好像也沒怎麼難過！長大後回想，或許自己讀書成績蠻好，尤其有關語文科目，就是因為自己家貧，有必要在另方面做得比較優勝，在心理上找個平衡。」練乙錚記得，中學階段幾乎沒有娛樂，連自己只看過三齣電影也記得清楚：「包括百老滙式歌舞電影《耶穌基督天皇巨星》、薜尼波達主演的《桃李滿門》以及一齣牛仔片。」時至今日，他依然不會打麻雀，即使撲克，他亦只會玩「十點半」。

簡歷

1951 年生於香港，於九龍華仁書院畢業後，到了美國卡爾頓學院修讀數學，其後再在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曾任教加州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副院長。香港回歸前後出任《信報》總編輯兼社論主筆，199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聘任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2003及04年參加民主運動中環靜坐，其後被革職。離開政府後，往英國學習帆船遠航的知識和技術，2007年11月駕「既濟」號航返港，被邀回巢任《信報》主筆，於2010年一月擱筆。他的文作品包括《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以及《香港－練乙錚文集》I至V等。

變節八年　負了爸爸

唸至中六，練乙錚取得獎學金放洋美國。他說：「年輕人或許總要反叛。」本來一直流着國民黨血的他，離家後馬上反動，跟彼邦同學大搞保釣運動，徹底左傾歸於馬列毛。對於兒子突然變節，爸爸把莫名憤慨化為千言書。「那是我收過爸爸唯一的信函，連連細字，長達十多頁，內容大致是：他看見我走進歪路，作為父親，他有必要拯救正墮進深淵的兒子。」然而這名憤青，沒有把父親的親炙良言放在心，更無視父親對他的寄望，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滿腔熱血由美國灑至香港，老父沒奈何，做兒子的，反而變本加厲在父親面前列舉共產黨的「德政」。

「我們知道爸爸為我們的政治分歧傷透了心，但他從來沒有使用強硬手段迫我就範。在社運混了八年，我開始看到了些醜陋的事情，開始體會自己的愚昧，才自動放棄，返美國入研究院修讀經濟。我告訴了父母，爸爸即時沒有甚麼反應，但媽媽之後對我說：『你老竇這幾天，朝朝早都開心都笑醒。』那刻我才知道，自己原來一直令老頭子好失望。五兄弟姊妹中，我讀書成續一向最好，爸爸因此對我期望亦最大，渴望我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練乙錚說現在再提到這件事情，依然感到非常難堪。縱然回過了頭，練乙錚最終取得博士學位後當了大學教授，卻沒可能彌補所有過失。「除了訓示我背四書五經，父親和我沒有太多溝通。我們曾經政見相異，後來我認為他的想法是對，卻有些事情錯了便沒可能回頭。當我在學術上可以說有點成就，爸爸去了加拿大定居，晚年又患了嚴重精神病，想再和他分享學術或政事時，已經遲了，他有時連我也認不出來。直至2005年他過身，我又差兩天見不了他最後一面……」當時練乙錚正在北海航海，收到消息立即趕至加國，親手埋葬了父親。

練乙錚解釋，自己由一名狂熱左仔轉變成今天的自由經濟信徒，過程並非一朝一夕。1976年四人幫出現，給練乙錚的政途製造了首個震盪；1979年攻讀經濟碩士，一心以為可以經濟救國。八十年代初，眼見國內文革後遺症愈來愈嚴重，練乙錚心灰意冷埋首讀書。「其實，八十年代中，中國逐漸開放，我滿心相信是個希望，怎料一個八九民運……」練乙錚形容，這是他一生人的最大失望與打擊。 1989年，他在美國路易士安那州一所大學任教，自四月開始，他與校內一班中國學生常有聚會，商討國內開始呈現的緊張局面；踏入五月，大家每天都在交換消息；六月三日晚上，一班人聚會至夜深，大家都是憂心忡忡。回家後他仍不停留意收音機廣播。「左扭右扭，結果連收音機都給扭爛了。」然後，他聽到槍聲！

「天剛亮，我駕車回大學。我記得，路上空蕩一片，或許是周末，或許太早了。一邊開車，眼淚一邊不受控制地流……我連軚盤也抓得不穩，幸好路上沒其他車。」回學校途中，練乙錚神不守舍走進了教堂，修女見他呆呆在哭，問他發生何事。「我問她，可否在彌撒中為中國人祈禱。其實自相信馬列主義後，我已沒了任何宗教信仰，只是忽然間，我沒有依靠，想借助宗教力量釋懷而已。」

一場血腥清洗，讓練乙錚看清當年共產黨的管治取向與手段。「但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會見到中國的出路。共產黨不是漆黑一片。」給練乙錚如此信心的，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的轉變。「的確在開放，儘管政制完全比不上經濟！」他指出，七十年代在一間右傾中學教書，有名參加了甚麼反共救國團體的舊生，在黃花崗拉起支青天白日旗拍照，被台灣報紙表揚一番後，青年不久被大陸捉去槍斃。「這個細路，分明被人搵笨。但話說回來，如果同一事件在今天發生，這人可能只會被判二十年監。由打靶到收監二十年，雖然仍然是個遺憾，但在於整條政治洪流看來，這也是個進步。」

可是近兩年，特別是奧運之後，這國家又出現了一個小逆流。「例如劉曉波與譚作人事件，令人感慨萬千。可能背後有很多原因是我們不知道的。是否將快開十八大？中國政府因此寧左莫右。還是有甚麼太子黨在爭權？無人知曉。」然而練乙錚對前景始終沒太悲觀，是他知道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西方早把規律研究出來。當一個社會發展到某水平，例如人均收入增長至一千元，人民就會追求收音機；人均收入增長至二千元，人民就會需要電視雪櫃。當人均收入增長至三千元時，民主訴求便會自自然然出現。「你看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逐漸湧現。當這班人累積了財富，便會置業，有物業即有業權。一旦他們的業權可能受到官員侵害，例如貪污，或者強行收地發展時，他們便會起來反抗。

「像早陣子番禺市政府，在事前完全沒咨詢的情況下，突然在一住宅區旁興建焚化爐，惹來附近幾千居民出來示威。我想，這班人然後便會思考：為甚麼自己的業權會被侵蝕？而侵蝕他們的，又全是官員。他們隨之明白，是因為國家的政治體制出了問題，繼而思考到政治、改革。或許，中國人就要由經濟開始，再兜了這樣一個圈，就會走出民主的道路來。」

既得利益變法西斯

關於共產黨，練乙錚認為最「不道德」的，是其「以我為主」的主張。「這思想充滿革命政權特徵，領導人要統領群眾，殺人放火在所不辭，因為唯有如此堅定，革命方能成功。然而，這不是個適合用來長期治國的方法。」練乙錚更指出：「以我為主」完全違反了中西方的傳統道德思想。「伏爾泰在他的《論寬容》中曾說，人的智慧有限，不可能保證自己一套絕對正確。如果有人認定自己必對而別人必錯，然後再以暴力方法對待他人，後果堪虞。因此，凡事大家必須退一步思考，並給機會人家發表。這觀點其實與中國的『恕』大致相同，簡單說，就是推己及人的概念。」

除了這個「與生俱來」的毛病，練乙鍊還提出，在中國開放改革之後，黨內催生出一個可能更致命的問題──「既得利益的私心」。東歐的共產國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新階級』。「自共產黨立國，江澤民是第一位容許資本家入黨的領導。這班資本家帶着大量資本入黨，容易得到晉升機會，假以時日，便可爬到最高階層，掌握最高權力，形成一個金權與政權的混合體。」如南斯拉夫政客吉拉斯在他的《新階級》所描述，這些人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產生，他們通過豐厚資本，漸次地控制國家的資源、人事、軍隊、特務、警察、和輿論等等，他們生活優越，脫離一般群眾的利益。「我們都明白，只要長期擁有絕對權力，任何人都沒可能逃得過腐敗的宿命，事情發展至極端，便會發展成法西斯主義。」雷同情況，曾見於六、七十年代的台灣，工業巨子進入了國民黨中上委，社會便曾經出現過一遍白色恐怖。練乙錚估計，如果法西斯可以是把尺，終極量度是十，今天的中國大概走在三、四左右。

基本法倡裏應外合

香港政改咨詢結束，政府表示收到四萬份書面意見書，陳方安生斥港府咨詢其實是玩弄民意。「世界沒有一個先進城市，像香港這模樣，有如此嚴重的政治矛盾，以致社會那樣分化。即使外國政府亦需面對無數難題，但那些都是 issues，而非我們的structural problems，即政制問題。」練先生的意思，是指功能組別嗎？「不單止。基本法上寫着，香港政治體制其中有個很重要的精神，是行政主導。它的具體意思是：所有法案，基本上只可由特首向立法會提出。只有那些不涉及公帑，以及不牽涉政制的法案，立法會才可主動觸及。這樣的行政主導設計，不是把立法會代表民意的功能限死了！另一方面，商界在香港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的影響可直接去到特首，而特首又可利用他的行政權力立法，把方案提到立法會去，商界接着又可利用功能組別的票去支持……如此這般裏應外合，根本就是個closed loop，政策投入至社會，豈會不產生矛盾？所以，基本法是有缺憾的，要根治香港政制問題，就需要修改基本法。」

話雖如此，練乙錚並沒否定功能組別的價值，他認為商界提供的觀點，對立法會有一定幫助。「只不過，提供觀點，也不一定要坐住個法會議席去提供。」以日本和英國的議會為例，其上議院就擔當着類似的角色。上議院以委任、世襲等不民主的方式產生，他們可以發言，但權力，則相應地比民選出來的下議院小。

練乙錚今天評論政府一針見血，除了因為從小修練各個政治派系的心法，比大部分政圈人更早摸熟這遊戲的規則，更重要的是，他曾經走入建制心臟。1998年，任職《信報》總編輯的練乙錚，曾加入中央政策組當全職顧問。「我在《信報》兩年，一直寫社評，有天老闆突然跟我說，想我多主理些有關上市公司的新聞……，這一來，我又沒興趣啊！剛好收到特區政府的邀請，於是當時我便想，學而優則仕，不如就試試吧。」「人工很好嗎？」都是大概二百多萬年薪，不算很多也不算少罷，跟我做總編輯差不多。說實的，我選擇工作時，金錢從來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我亦未做過一份搵錢的工。」同年九月，練乙錚正式加入中央政策組。他在《浮桴記》寫道：中央政策組是一個沒有權力、但可以有影響力的政府單位，工作包括負責跨局的政策研究，就其他部門的政策建議進行反思、駁議，提出獨立意見，收集和分析民意，替行政長官撰寫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等等。「特區政府初成立時，立場挺開放的，我有不少機會跟董建華直接溝通，他也接納過一些教育方面的意見。」

好景不常，練乙錚在2002年九月第三次續約後不久，劉兆佳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那時開始，我在裏面的角色逐漸淡化。2003年的廿三條後，政治形勢變得保守，而我也再沒機會見到董生。」練乙錚當時已打算，完成手頭工作後，便會離開。2003年七月十三日，練乙錚低調地出席了反廿三條的靜坐，被《明報》記者認出並拍下了照片，之後被政府急召「傾偈」。翌年七一，練乙錚沒理會勸告，再上街，四日後被政府解除職務。「失望？總有少許，但當初入政府，我沒有抱很大的希望。再者，我對自己有信心，我知道我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他們不聽我的話，始終會撞板。」

沒有任何婆媽糾纏，練乙錚借孔子一句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交代清楚離開政府後的心情與去向。他退了房子，飛到英國學習帆船遠航的知識和技術。他說，這是他多年來的心願。「海，是一種自由。只要有艘爛船，基本上全世界都可去到。你若想得到這自由，必須冒一定風險。而那些風險，亦非不可預知的。所以海之於我，是吸引，也是威脅和恐懼。很籠統的形容，就是跟風浪搏鬥。」說起海，練乙錚的眉頭鬆了。

對海洋迷戀，原來練乙錚也傾慕沙漠。「沙漠與海，某程度上十分相似，人置身兩者之中，均渺小得很。沙漠又是那麼神秘，放眼望去，好像甚麼都沒有，但裏面其實蘊藏很多很多。很多宗教都源起於沙漠，就是因為這種奇異的力量。」這種力量，練乙錚稱它是一種道德力量。「自己現在沒有宗教信仰，原因是我不再需要他們的教條與故事。但我相信，人類之精神根本，並非源於物質，因此天主教中的一些道德力量，我想我還是需要的。」

「所以海之於我，是吸引，也是威脅和恐懼。很籠統的形容，就是跟風浪搏鬥。」

青春不稀罕

練乙錚數過，他這生人的搬家次數，三十有多。遊牧民族的性情，也搞不清是遺傳因子還是後天培養：小時候跟着父母，有錢搬大屋、無錢就去投靠親戚。練乙錚說自己身無長物，其肉體活動空間自可從不受綁。我們問練乙錚，明年踏入六十歲，有沒有特別感覺？他沉默良久，蠻猶豫的說道：「有是有的，但那實質是甚麼，我又真的說不出……早前曾跟朋友談過，如果可以回到年輕時再活一次，問我怎樣。我真的不想。年輕時體格當然強健敏捷，但同時頭腦沒成熟，有很多解決不了的矛盾，掙扎得很痛苦，甚至做過一些很愚蠢的事。例如七十年代受人擺布參加社運，那些事的犧牲實在太大了，對其他人也造成很大傷害。」臨到這刻，他才有信心自己所想所決定的，都往對的方向走。

果如是，要不受任何事情擺布，便先要懂放開，如實的把青春給你的禮物撒手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