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明報專訊】碼頭罷工、佔領中環和保衛本土是最近香港的三場焦點社會運動，發生雖有先後，參與及推動者各有不同，目前也未見交集，但三者其實共享同一政治經濟根源——具體的表現，是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而推動的力量，則是由剛離世的戴卓爾夫人等所推動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三場運動　一種根源

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遏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

這套美國學者David Harvey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19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的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回到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亦可循。換句話說，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恐怕都有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在「新自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上升至2001的0.525再上升至2011的0.537，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趨勢，至今這個仍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貧富不均程度甚至超越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難道不是說明了，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全面推展的「改革開放」，實質與英美同期鋪開的「新自由主義」，有點異曲同工嗎？

從貧富懸殊到政治分化到社會的自我保衛

這情在最近的10年間不僅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香港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4.5%的實質經濟增長，累積了近五成的增幅。然而，本地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工資中位數，卻由2001年的12,380元下跌至2011年的12,000元，10年的實質變化是負2.9%（見統計處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當中15歲至24歲的青年，2011年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與10年前一樣，仍然是8000元（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而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上升了12%。換句話說，碼頭工人過去10年所面對的物質生活困境，顯然並非特例。

隨著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美國經濟學者Paul Krugman及Robin Wells分析，經濟的貧富分化會導致政治的兩極化，特別是既得利益的右翼分子將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甚至視溫和的凱恩斯主義為洪水猛獸，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其實源自右翼的傳統基金會）也寸步不讓。在香港，經二三十年的劫貧濟富，羽翼已豐的中港政商階層，也變得更加保守，在政治改革、財富分配等方面錙銖必較，或指鹿為馬以巧言偽術改換普選的定義，或只願意拿出短期的小優小惠（如外判商提出的「福利」，或港鐵巴士的「優惠」，以至財政預算的「派糖」），不作長期承擔，更遑論改變分配結構。更甚的是，各種溫和的改革建議和行動，在這些慣享特權者眼中，紛紛化作「激進巨獸」——倡議最低工資「等同」走向「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和平的罷工集會竟被喻作「文革式手法」！

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由少數中港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買力，令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近30年不變，使住房商舖等「資產」價格高企，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窄化了價值的準則，傷害勞動者的尊嚴，最終引來社會的自我保護——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包括罷工、佔中和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

本土主義的階級根源

換句話說，這三場運動都同樣源出於階級分化的歷史脈絡。罷工的階級性質自然一目了然，佔領中環其實也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階級兩極分化，已差不多擠壓掉「溫和中產」所重視的價值及生活方式，曾俊華的「中產論」之所以惹來這麼大的反彈，恐怕與不少本地的「中產階級」再（或從來？）無法享受財爺眼中的理想「中產」生活有關。

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表面上針對的，是香港以外的「他者」，尤其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不過，早期的保育本土運動（如反高鐵）中所強調的「不遷不拆」，到最近反對在新界東北興建「雙非富豪城」和「港人港地」的提法，亦在在透露出階級矛盾的信息：誰有能力以西九為基地建立中港兩小時生活圈或購買本地的豪宅私樓？誰將喪失家園？甚至「限奶令」、「自由行」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難道與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未能在中國大陸獲得滿足其嚮往的中產理想生活而衍生的生存策略無關？當然，這些佔中國大陸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在大國效應下（1%的大陸人口就有1300多萬），對人口只有700萬的港人生活的影響自然巨大。

這裏所指的階級，並不僅包括狹義的經濟利益（如收入）或職業地位，而是同時包含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碼頭工友的罷工，自然與工資待遇有關，但工友重視的還包括「爭番啖氣」。短短20多天就籌集到數百萬的罷工基金，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顯然還基於工友所面對的不那麼人道的吃喝拉睡生活和工作方式，以至對平等、義氣和尊嚴等價值觀念的重視。而在佔中與本土運動當中，基於不同階級的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所產生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增長vs.保育，更是昭然明瞭。換句話說，階級矛盾指的是：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對被排擠或不佔權產者的欺壓，包括經濟利益的剝削、政治權利的排拒、生活方式的改造，以至價值觀念的強加，最終令後者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流離失所，無法依自己的意願安居樂業。

馬國明指出，「本土」其實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回歸「本土」就是「與被壓迫的袓先相認」。被壓迫的「祖先」，就是在不同時代受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欺壓的香港老百姓；「被壓迫」則包括了物質生活和文化價值的流離失所；與他們「相認」，除了情感的回歸，還包括站於雞蛋而非高牆一方的階級認同，以至直面階級矛盾而非轉移為族群對立、鼓吹排外政治的清醒認識。

Karl Polanyi的《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指出，歐洲上世初的文明危機（大衰退和兩次大戰），根源自「放任主義」（舊版的「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分配政策，對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導致各種形式的流離失所（dislocation），催生了環保、工運、政改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儘管這些社運看來分散，但其實來自同一源頭。他沒有討論的，是怎樣令這些不同運動更有效地針對這同一源頭，而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抵消。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類似的困局時，需要認真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