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重寫香港﹕從殖民到犬儒﹕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明報專訊】五區變相公投過後，一如預料，同一結果，各自表述。比較有趣的是政府對低投票率的「欣喜」，恐怕會令負責公民教育的老師，有點不知所措。如果因為有人認為「選舉並不必要」，負責推動選舉的政府就可理直氣壯暗示市民不應投票，那麼日後面對學生以「選舉（或其他事項）並不必要」為理由，拒絕行使公民權利和肩負公民責任時，教育工作者又能如何認真地推動公民教育？這樣公然玩假地安排補選，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或許並不多見，但回顧香港歷史，由政府推動的各種政策，其實是充滿了類似的犬儒作風。教育正是一例。值得慶幸的是，面對政務司長在學校的公關表演，我們仍然有勇敢的教師願意直面國王的新衣，向成為學生「反面教材」的犬儒政客討回點公道。

香港中學校長會早前對486家中學的調查指出，六成半學校認為新高中課程中最難教是通識科，教育局的回應是﹕已向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支援」，言下之意似乎是﹕「我們已做好份工」。當教師在教育局「多元化的支援」下仍對課程內容過多和考評指引缺乏表達憂慮時，教育局這種「牛頭唔搭馬嘴」的「對話」，究竟反映一個怎樣的香港教育故事？

據研究香港教育歷史的學者考察，教育目標和實際的教與學行動經常割裂，很可能正是香港學校教育過去以至現在真正發生的故事。

辦「教育」還是做「當局」？

挪用齊澤克（S. Zizek）有關犬儒說法，教育改革也許從來就與「教育」無關﹕重點不在於「教育」，而是告訴公眾我們正在「改革」；或像魯迅當年批評民國時期軍閥政府的「教育當局」，也非要辦「教育」，而只是想做「當局」。於是，官員、教師和學校其實都並非在促成學生學會八大範疇、九種技能、多樣價值，而是把精力投放於製造或應付「改革」和「當局」的種種壓力，以及滿足家長望子女成龍    化鳳的願望。因此，要明白教育界的「牛頭唔搭馬嘴」，或想理解官員、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在香港的學校流程中都在幹著些什麼事情，需要首先放下漂亮的教改修辭和「打好份工」式的空洞言詞，認真分析本地的社會脈絡，以至整個殖民歷史的過程。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陸鴻基    教授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下稱《故事》），是一本我樂於推薦給學校師生的有關香港教育歷史的簡潔讀本。《故事》從200多年前的清代開始，一直訴說至電腦時代的本土教育。在這兩百多年的時空，發生的並不是教育愈來愈現代、愈來愈進步的典型官方線性敍事，而是呈現出一個複雜多樣的歷程。我們在當中看到的，並非全是「落後」「野蠻」的私塾教育——體罰、教條、背誦——如何封建愚昧地扼殺學生，而是同時兼有「不少好處」﹕除了不需昂貴的學校設備外，師生關係也較親密，加上沒有統一固定的課程，老師可以彈性地因材施教，這跟當代教育中的「家校」（homeschooling）、另類學校（alternative schools）和小班教學，不是也有相通之處嗎？

《故事》指出，今天我們熟悉的學校體系，並不是英殖民政府從大不列顛移植過來的，而主要是結合了英國    工業革命後的新興教育理念和中國的私塾教育傳統，產生出一種「有香港特色」的學校體系，當中傳教士與慈善團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19世紀的港英殖民政府來說，投資於學校教育主要是為了培育為數不多、能作為中英貿易橋樑的雙語人材，而非希望同化所有華人；而對傳教士與慈善團體來說，辦學則是為了宏揚宗教或慈善團體的理念和價值觀，好讓學生按照它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成長。儘管在實踐上，這些由政府、宗教或慈善團體開辦的學校，在社會的功利脈絡下，很可能仍然是以學生的考試和升學    作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如果說當代的「積極不干預」只是香港新自由主義力量所建構的神話，那麼19世紀的港英殖民教育政策，卻弔詭地更接近「自由放任」的實况。《故事》指出，要到了20世紀初，香港才出現大英帝國首項「規定一個地方的全部學校都需要向政府登記」的法規；然而，這項在1913年訂定的《教育法例》，仍然不大干涉私塾的教與學，相對於今天教育局對所有中小學課程的全面規管，殖民時代早期的學校確實自主得多。

根據陸鴻基的研究，在戰前仍然擁有最多學生的私塾，於戰後各類辦學團體所推動的新式中小學急促擴展下，漸被淘汰。這些新式的補助/津貼學校，由基督或天主教主辦的佔了一半以上，導致20世紀50至70年代由政府資助的中學學生，約一半是從這些教會學校畢業的，當中更有不少學生入教，因此「七十年代香港新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教會辦學的關係，可說相當密切的」。參與辦學的，還包括佛道等其他宗教、慈善、社區、同鄉會、校友會、工商和政治團體；師資培訓則主要由二戰前後開辦的三家師範學院負責，在50至60年代提供一年制課程、70至80年代改為兩年制，到了80年代，在香港的小學任教的，差不多都是師範畢業的文憑教師。然而，一至兩年的訓練，恐怕難以讓準教師們植下深厚的教育理念和學科知識；再加上學校的工作流程也不特別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不斷深化理念和知識，造就了學校流程容易與「教育」脫節的環境。

從殖民到犬儒

陸鴻基指出，考試主導的金字塔學制，再加上「一套與現代社會和經濟無甚關係的學術科目」，以及由來已久的功利教育目標，使香港在戰後特別20世紀60、70年代逐漸建立起來的現代學校體系，仍然像科舉時代的教育一樣，主要是以升學和求職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官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共識，就是入學基本是為了提升地位、改善生計；德智體群美的追求，要麼只是極之次要的點綴，不然就是虛偽的修辭，這也埋藏著今天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根苗。於是，影響百多萬師生、百多二百萬家長、佔公共支出最大項的教育（約佔政府開支的20%），不僅沒有發展出清晰而連貫的教育理念，也缺乏全盤規劃扣連，提供的僅是學生的職前培訓，而且更是與社會所需的專業技能無關的課程內容，剩下的只是類工廠的服從紀律訓練。20世紀70、80年代官方宣傳的教育目標，與現實學校中強調的工業紀律（如準時遵命）、個人競爭和精英教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加上政府或公營機構，都以官方的「總薪級表」作參考，令學歷與薪酬基本掛鈎，更強化了求學就是求分數的功利心態。如果不去觸動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教育體制，要求學生愉快學習、建構知識，所能產生的效果，恐怕只能是強化犬儒的泛濫。

等待只想「做好份工」的教育「當局」能帶領師生改造學校體制，自然有點不切實際。缺乏遠景的殖民政府慣於頭痛醫腳，也就是Paul Morris和Ian Scott用來形容香港殖民政府教育規劃的象徵性政策（symbolic policy）——不大認真地訂定和推行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想「打好份工」，關鍵詞是「可操作性」和「準時交差」。筆者近年碰到的一些課程發展案例，正好印證教育「當局」的犬儒。第一個案例是一個負責統籌以批判思考為教育目標的課程的教育「當局」要員，在一個半公開的場合，面對大學教師對課程缺乏連貫學理的質疑時，作出這樣的回答﹕你知道我們要照顧的利益和意見很多，不易處理，因此當人家從左面批評我們時，我們自然跑到右面；而當批評來自右面，我們只好跑到左邊，潛台詞是﹕請體諒我們沒辦法搞一個在學理上統一而連貫的課程。另一個例子是在一個課程諮詢會議中，與會者談了兩三個小時後，主持會議的「當局」人員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明天要交功課，拜託快一點好嗎？第三個例子是在另外一個課程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我要求不應在沒有參考文件的狀况下討論某一事項，但一個委員半開玩笑地回應﹕這不是更好嗎，不用看文件，反正發給我我也是不看的。在這樣的犬儒心態下製作新的課程，出現內容太廣、指引不清等問題，正如《少林足球》中的「汽車維修員」所說，應該是「好合理」和「好合邏輯」的。

缺乏遠景 打好份工

這種缺乏遠景、打好份工的玩假作法，其實早已貫徹於整個殖民時代。殖民初期港英政府無心建立一完整的學校體制自然短視，到了20世紀70年代「當局」提前推行初中義務教育，依據的也並非是普及教育的理念，而是為了回應歐洲其他國家指摘香港剝削童工並要求抵制港貨，因此才順水推舟。以中國歷史科課程為例，Vickers等學者認為，香港的中學歷史科並非是殖民官員依據殖民者的價值觀製造出來的，而更多只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考量﹕嘗試避免政治爭拗，又想迴避使用大陸課本，於是便與本地的中史科社群（大學學者、教師、出版商）合作，打造出的一個漢族中心、單一及去政治化的課程。

倘如陸鴻基所說，「70年代的公民社會是戰後本地教育體系的成果」，那麼，本地教育體系的轉變，也可看作為70年代出現一連串的師生抗爭（中文運動、小學教師罷課、金禧事件）的後果。這些醞讓於60年代、帶點反殖意識的師生抗爭，確曾令「當局」稍作讓步，政策較前開放。然而，新興的本土反對力量，隨後也逐漸被政府吸納，成為諮詢體制的一部分。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指出，由壓力團體轉化為工會政黨，這些過去的抗爭主體、當下的香港主要工會或政黨的教育綱領，也並非是建基於連貫的教育理念，而是充滿了零散和短視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色彩。

我們或可以說，現今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主義，在殖民年代已種下了因。不同的是，早期殖民政府的無為而治，干涉本土教育的力度和範圍既不深也不廣，因而顯得沒那麼虛偽；相反，在20世紀，特別是戰後逐漸統一了學制和課程後，教育「當局」的管控變得無遠弗屆，全港兒童家長都被納入學校系統，加上傳媒的普及以至公關spin的盛行，於是漂亮的教育目標與實際的踐行的差距，以至象徵性政策所產生的犬儒效果，自然特別顯眼。

文：許寶強－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編輯：陳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