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許寶強：威瑪之後的文化與香港的通識教育

【明報專訊】早前陳健民、馬國明和黃國鉅就德國「威瑪文化」的論爭，觸及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包括納粹主義的成因、香港的青年是「實事求是」還是「浪漫躁動」，以及「理性」和「客觀」是什麼等等。仔細思考這些問題，除了有助我們分析和判斷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以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外，還可以協助通識科的師生，超越簡化的二元對立思維，開拓多角度視野。

由於不熟悉德國的歷史，筆者無意直接介入有關「威瑪文化」的論爭，只想在此介紹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對威瑪之後的納粹德國文化精神的分析，嘗試初步回應上述的問題。

威瑪之後的德國精神

在威瑪時期受教於海德格的馬爾庫塞，儘管也在某種意義上批判「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但卻似乎沒有被「無意中引導」至「用血思考」，並「走上納粹的道路」。恰恰相反，以反對納粹為己任的馬爾庫塞，在流放美國的歲月中，寫下了對納粹德國精神面貌作出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文章——〈新德國精神面貌〉（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馬爾庫塞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精神面貌，包括兩個層面，第一是講求「務實」，第二是建立「迷思」。表現出來的特徵，包括強調「咁架啦、好出奇呀」（matter-of-factness）式的犬儒主義；不擇手段，只求效率、速度、技巧以獲取當下的物質利益；鼓吹種族優越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追逐科技和機械化的工具理性等。

馬爾庫塞指出，雖然納粹主義的哲學強調種族、自然、身體等「血與土」的面向，表面上好像崇尚非理性，但若把它置放於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不難發現，納粹哲學其實是十分（工具）理性的：只關心赤裸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力，不談抽象的道德宗教價值；強調的是可操作性，把公義、平等、民主這些普世準則看作為虛妄的意識形態。甚至其對自然欲望（例如性）的歌頌，也是（透過提高生育率）服務於生產、利潤和政治軍事目標。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工具／科技理性：不管道德上的好與壞、對與錯，只問對應於目標的手段是否合適和有用。也正是這赤裸裸的「務實」邏輯，以全民就業和經濟效率等當下利益作號召，擊敗了馬克思主義的「浪漫藍圖」、「反叛理想」，吸引無數追求工具／科技理性的納粹大軍。

循馬爾庫塞的思路推斷，納粹主義的興起，恐怕並非源於威瑪文化中的青年「躁動」，而是對科技／工具理性的嚮往，甚或是過於「以務實態度」來「面對當下的現實面」，才會離棄馬克思主義的「浪漫遠景」或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追隨赤裸地爭逐權力利潤的納粹主義。

如果真正「觸動德國青年人的」，並不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而是在長期的功利和犬儒教育浸染下的只求成效、不擇手段的「務實理性」，那麼，回到香港，我們又應如何判斷本地的青年是「實事求是」，還是「浪漫躁動」？自然，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做點紮實的研究，不能單憑與個別青年的接觸而下一般性的論斷。研究的方向，或可參考馬爾庫塞的洞見，仔細地審視我們的教育制度所孕育的，是功利和犬儒的「務實」價值？還是帶點浪漫的「叛逆歡愉」？還是尊重事實、認真生活的態度？也可以嘗試分析，活在「不安的世代」的青年，是傾向於躁動革命？還是信奉「工具理性」，追求「務實」帶來的利益和安穩？還是實事求是、不平則鳴？

客觀不等於中立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威瑪文化」論爭帶出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怎樣才算「理性」和「客觀」？

不知在何時開始，中學通識科的一種流行做法，就是把「思考」簡化為「正反」觀點的鋪陳，再要求學生比較「正反」立場，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為了表示「理性」和「客觀」，一些學生在作答時，會傾向「各打五十」，嘗試站在「正反」的「兩端中間」，彰顯「中立」。吊詭的是，正是這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正反觀」和想「走在兩端中間」的欲望，阻礙了學生理性和客觀地思考問題。

「理性」和「客觀」的意思，除了指尊重事實證據和邏輯推論外，還包括公平地對待各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客觀」和「理性」所追求的，並非是政治中立，而是認真地聆聽不同聽音、依據實質的證據和合乎邏輯的推理，作出政治和價值的判斷。如果社會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分配極之不均，缺乏資源的社群的立場和觀點，自然不能與掌權者公平地競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各打五十」式的「持平」，其實仍然是偏幫權貴、不太「客觀」的。另一方面，對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均這社會事實毫不敏感，又或視而不見，也很難說是「理性」的。

依據事實、公平地思考各種視點後才作出判斷的「理性」和「客觀」，並不一定會得出政治中立的決定。例如，港人在菲律賓遇害的事件，倘若在充分聆聽各方的看法並依據事實的調查結果，確證菲律賓警政當局需要負上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責任，通識師生就毫無必要形式主義地提出支持和反對「菲國警政當局需負主要責任」的「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表示中立。同理，政治中立的決定，也不一定彰顯客觀理性。恰恰相反，在很多時候，例如為了明哲保身或置身事外或偏執信念等個人利益考慮，我們也會作出「政治中立」的決定。

馬爾庫塞進一步指出，在科技和經濟理性的主導下，納粹德國內部催生了「咁架啦、好出奇呀」式的犬儒主義和鼓吹不擇手段、弱肉強食的「務實理性」；而在德國之外的歐洲，則衍生出追求「不偏不倚的欲望」這缺乏是非分明的「中立性」心理，令法國等民主國家產生了「失敗」和「退縮」的心態，間接讓納粹德國坐大。因此，馬爾庫塞提出，能有效對抗納粹的方法，是回到事實，透過認真的藝術和教育，超越冷漠的犬儒、「務實」和「中立」。

對通識教育的啟示

習慣於「各打五十」的師生，很容易把多元和多義的議題，約化為只有從「正反」到「中立」的選項，無法跳出二元對立的框架，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例如，當政府提出政改要「循序漸進」的選項時，相反的選項必然是「急進」的改革甚至是「革命」；各打五十式的「中立」，也沒有離開被命名為「溫和」vs.「激進」的分析架構。於是，我們也就很難理解，民主黨和普選聯的「突然轉」，其實是以十分「急進」的方式，匆匆推出一個「溫和」的政改方案；也不會把社民連和公民黨以變相公投（補選）形式去推動普選，理解為「溫和」路線（依法定程序的補選難道比革命、示威、遊行甚至「密室談判」激進？）。換句話說，開出「溫和」vs.「急／激進」這兩個選項，把普選聯、民主黨、「成年」封為「溫和」，把社民連、公民黨、「青年」說成「急／激進」，進而提出各打五十的「中立」，能有助師生思考不同政黨其實是十分複雜——溫和中有激進或激進蘊含溫和──的政治立場嗎？

有心於促進通識的教育工作者，也許須反思非此即彼的「正、反論」，不再輕率地作出「向香港資本主義的壟斷宣戰」就等同「不支持民主建設」，或指「反對普選聯方案」就等同「支持激進民粹」的論斷，並嘗試超越冷漠的犬儒、「務實」和「中立」，以及告別學術上的「浮躁不安」。

參考書目：

Herbert Marcuse (1998): "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in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39-190.

***

文章轉載自：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cfm?File=20101011/nalfa/faa1.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