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馬國明：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威瑪共和的問題

【明報專訊】普選聯學者陳健民九月六日在《明報》發表了〈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刊該日A31版），十分粗疏，文章把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歸咎於青年人的躁動和不安更完全是捉錯用神，牛頭唔搭馬嘴的謬論，原本不值一提。但文章發表的同一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打破規格，以接待國家元首般的規格接待香港首富李嘉誠，威瑪共和國的問題突然變得異常重要。

正如陳健民在文章裏說，威瑪共和國期間，德國政局動盪，執政的政權都是少數派政權，政局異常不穩，政權不斷更替。在這種形勢下，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議會裏的議席雖然也未過半數，同屬少數派，但卻是議會裏議席最多的黨派。一九三二年六月，當德國的通貨膨脹失控時，在部分納粹黨議員支持下組成另一新政府的France Von Papen竟然異想天開地想到借助希特勒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邀請希特勒擔任總理，自己則退居副手。不要被人誤導，希特勒不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他是計算利益的政客背著選民的連串政治小動作下，乘勢而上的。無論如何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還未至因此而斷送，一九三○年希特勒還未上台前，當時的總理說服總統Hindenburg啟動威瑪共和國憲法四十八條賦予總統頒發緊急令，出動軍隊鎮壓的權力，間接做就希特勒後來借故奪權。

同青年躁動大纜都扯唔埋

只要對威瑪共和國的歷史稍有認識也會知道威瑪時代政局動盪與青年躁動與否根本是大纜都扯唔埋，像陳健民那樣硬將二者混為一談只會忽略了威瑪共和政局動盪的根由。威瑪時代政局動盪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大缺失種下的禍害，理解箇中因由對香港的民主政治甚有啟發，尤其是當胡錦濤像接見外國國家元首般接待李嘉誠時。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雖然與英國和法國並列歐洲強國，但在統一前德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稱，德國境內有為數過千的獨立王國。德國統一有點像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般，是普魯士逐步吞併德國境內為數曾多達千計的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工人階級急速膨脹，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亦開始壯大。一手促成德國統一的「鐵血宰相」卑斯麥來自普魯士的地主階級，當然不會坐視社會民主黨壯大。他一方面制定反社會主義法，逼使部分社民黨人流亡海外，另一方面則推出全歐洲最早的福利措施籠絡工人階級。卑斯麥是個十分複雜的歷史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帝制，另一方面卻在任內實施了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選。在這種形勢下被迫流亡海外的社民黨理論家Eduard Bernstein提出一套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理論。這套理論可以說是香港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那套「量變到質變」的鼻祖，Bernstein認為只要工人階級的福利不斷增加，工人階級的權利便能得到保障，社會主義便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的體制內形成。雖然羅莎盧森堡和Karl Kautsky這兩位社民黨內的理論家提出猛烈批評，但進化社會主義這種修正主義成了社民黨內的流派。

以影響力計，自從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逝世後，Karl Kautsky便儼然成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但早在一八九一年，當Bernstein還未提出他的進化社會主義理論時，Kautsky、 Bernstein和另一位社民黨的理論家August Bebel發表了名為Erfurt Program的行動綱領，認為工人階級毋須發動革命。資本主義必定覆亡，因此工人階級只須遁合法的渠道爭取權益。今日看來，在社民黨的云云理論家中，羅莎盧森堡最有原則，洞悉力最強。她不但猛烈批評Bernstein的修正主義，她更批評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必定導致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當歐洲戰雲密布時，她呼籲第二國際（歐洲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聯合一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起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準備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她的呼籲卻無人理會，法國和德國的社民黨人紛紛摩拳擦掌支持自己的國家開戰；就連身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繼承人的Kautsky也支持開戰，理由是德國對付的是沙皇統治的俄羅斯。羅莎盧森堡在黨內的處境甚為孤立，她索性脫離社民黨並與Karl Liebknecht等前黨員組成反戰組織Spartacist League（名字取自領導一群奴隸反抗羅馬暴政的Spartacus）。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一度被認為是歐洲首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壯大卻是基於香港功能團體選舉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在統一前德國分成過千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既沒有中國那樣遍佈全國、政見劃一保守、習性和取態相近，並且透過科舉制度，不斷補充新血的士人或士大夫階層；也沒有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劃一世界觀的貴族和布爾喬亞階層。德國統一後，在社會層面上工人階級在沒有對手下成了社會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若非實行帝制，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已執政。當Kaiser Wilheim II準備發動戰爭時，假如社會民主黨積極組織工人階級抵制，不但可以避免一場死傷慘重的無謂戰爭，更可逼使Kaiser Wilheim II退位，一舉改變德國政局之餘更改寫人類歷史。

羅莎盧森堡恰恰是社民黨內主張發動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戰爭的人物，但卻被孤立。這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裏的一大懸案，到今日仍令人困惑。無論如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治實踐一蹋糊塗，特別是支持開戰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但即使犯了重大錯誤，德國戰敗，Kaiser Wilheim II退位，德國改為共和國，能夠籌組政府的依舊是社民黨；支持帝制的右翼勢力因為德國戰敗而潰不成軍。在這種情況下，羅莎盧森堡提出要追究發動戰爭的責任，此舉不但可以查出真相，更可徹底瓦解右翼好戰分子的勢力。但由社民黨一手成立的政府卻充耳不聞，說到底社民黨也支持戰爭，因而不願追究責任。Karl Liebknecht按捺不住，在沒有徵詢羅莎盧森堡的同意下，於一九一九年一月武力佔據數家親政府報館。一隊剛從戰場歸來的退役官兵奉命拘捕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帶隊的軍官當場擅自把二人處決，事後獲輕判監禁兩年。

問題在「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

一開始威瑪共和國便沾滿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的鮮血，又迴避發動戰爭的責任，姑息養奸，政局焉能穩定？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完全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那些「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們違背原則，只有計算的政治舉動，陳健民卻硬要扯到青年人身上。〈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又一時大談表現主義，一時更扯上尼采，簡直是東拉西扯的範文。尼采是一位打破常規的思想家，但他經常被人斷章取義，包括被納粹主義者斷章取義地引用。除非曾對尼采深入研究，否則切勿隨意引用。陳健民是普選聯曝光甚高的學者，實不宜再像〈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那樣瞎扯。

最值得重視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至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面對戰爭的重要關頭居然違背了無產階級不分國界的大原則，支持各自的國家發動戰爭。社會主義的理論一直忽視了民族主義，亦在這問題上絆倒。香港在九七後民族主義是一個須要正視的問題，特別有人提出愛國便也須愛共產黨。當胡錦濤恭恭敬敬的接見李嘉誠後，全港輿論的焦點在於舉動背後的信息和對香港政府管治的影響。但胡錦濤是全世界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共產黨總書記，居然紓尊降貴從北京老遠跑到深圳接見身分不過是賺錢賺得比人勁的李嘉誠。在鄧小平的年代，香港的富豪必須親自跑到北京才能獲得接見。當中的分別是否代表著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已變成要堅持資本主義的共產黨？普選聯強調要跟共產黨溝通對話，但現在的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蘇聯仍健在時，東歐的異見分子嘗試從理論和概念的層次去理解蘇聯這龐然大物，在香港則連這種嘗試也沒有。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出現工人十二連跳，富士康生產的是今日資本主義最先進的產品部件，工人的待遇卻是馬克思年代資本主義原始累積的待遇，而這種奇怪的情則是在共產政權的嚴密監視下進行的。

接見李嘉誠　驚死你唔知

「中國往何處去？」是多年前關心國是的青年學生問的問題，今日同樣要問這條問題。中國往何處去的答案也是香港往何處去的答案，香港要實行真普選便必須廢除功能組別，但李嘉誠等大地產商卻是功能組別選舉的得益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只須堅持反戰便能推倒帝制，但卻支持戰爭。今日普選聯的一群政客和學者在根本不能看清對手的面目輪廓下主張溝通對話，會有什麼結果？陳健民和普選聯的一班學者應該知道納粹主義原本的名稱是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納粹的社會主義比起現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可能更認真。納粹黨執政後迅速穩定局面其實是靠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英國歷史學家Norman Davies說納粹主義漸漸淡化其社會主義色彩，到最後只剩下國家主義，他又列舉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多達十七項相同的共通點（見 Norman Davies, Europe ,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45-947）。是十七項之多，不過還可以再加多一項，中國共產黨不也是漸漸淡化社會主義色彩嗎？胡錦濤在深圳接見李嘉誠便是驚死你唔知的最佳說明。

淡化社會主義之後也只剩下國家主義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建基於資本主義必定覆亡的超錯假定，今日在香港我們卻可以肯定無論是蘇聯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都已覆亡，我們的行動綱領又是什麼？德國社民黨那套「量變到質變」的行動綱領早已徹底失敗，我們在香港卻還要被迫再試多一次。如果何俊仁或民主黨內的成員知道「量變到質變」的不名譽前科，會否堅持他們那套妥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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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http://ol.mingpao.com/cfm/style5.cfm?File=20100912/sta13/vzd1h.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