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作家北島 1949年生於北京，家住天安門廣場附近，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未滿周歲但肯定聽見了，搖籃中的他當時未能站起來。新書《城門開》寫的是記憶中的北京。緣起於 2001年父親病重，北島被特殊允許回到北京。飛機降落，萬家燈火湧進舷艙，滴溜溜兒轉，「我着實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足球場」，這片生育過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連家門都找不到。在故鄉，他發現自己成了異鄉人。「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
如下是本版特約編輯的訪談。
新書《城門開》開篇你引了一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城門城門開不開，你的北京記憶是從哪裏開始的？
讓我們先看看這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甚麼鎖？/金剛大鐵鎖！/城門城門開不開？/不開不開！/大刀砍？也不開！/大斧砍？也不開！/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門開/嘩！開了鎖，開了門/大搖大擺進了城」。開篇我只引用了童謠的前一半。在我看來，開不開，從外開還是從裏開，完全是兩碼事。序言以「我的北京」為題，也就是說記憶才是這城市的主人，而記憶恰好是從內部打開城門的。
光和影，味道和聲音，你一開始三篇寫的這些顯然都是難以言傳的細微之物，這些能說是很過悠長歲月仍留在你身上的感受嗎？這種類似於化學作用的感受對你接下來寫到的人物和情節發揮的作用大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細節的時代。我在大學教散文寫作，讓學生寫寫他們的童年，發現幾乎沒人會寫細節。這是非常可怕的：意識形態化、商業化和娛樂化正從人們的生活中刪除細節，沒有細節就沒有記憶，而細節是非常個人化的，是與人的感官緊密相連的。正是屬於個人的可感性細節，才會構成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質感。如果說寫作是喚醒記憶的過程，那麼首先要喚醒的是人的各種感官。這也就是你提到的化學反應，與詩歌中的「通感」近似。以這三篇開頭，是為了讓感官充滿開放，甚至強化放大，這是我的記憶之城的基礎。
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你這個文字北京城市的結構是怎麼樣的呢？也即是說全書的篇章是怎麼樣敷排的？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涉及面很廣。簡單來說，北京城的結構和漢字的結構有共同之處，比如方向感，正南正北，橫平豎直；再就是封閉性，老北京過去叫四九城，「四」指城墙，即外城、內城、皇城、紫金城，「九」為內城的九個城門，與漢字的結構不謀而合。對北京來說，城中之城是權力的中心。而漢字本身就有某種權力意志，這恐怕是為甚麼中華文明，或所謂的「大一統」能持續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我剛去過馬來西亞，那裏到處寫着漢字，而且是非常地道的書法，要說那是他國異邦，可當地華人正是通過漢字維繫文化認同的。這個話題扯遠了，只是假說而已，需要進一步探討。至於全書的篇章鋪排，並不是按綫性時間展開的，每章可獨立成篇，自成系統，很像漢字或北京四合院，彼此呼應，在互相勾連拼接中產生更深的含義。
你讀過帕慕克的《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嗎？帕慕克說伊斯坦堡美景之美在其憂傷。你說回到北京發覺面目皆非，傷感於自己成長經驗的北京不復存在。你說完全陌生的是指甚麼呢？
讀過《伊斯坦堡》，也去過。伊斯坦堡是一座橫跨歐亞的美麗的古城。我認為帕慕克所說的憂傷與古老文明的興衰有關，包括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的興衰。北京和伊斯坦堡有相似之處，首先也是一座美麗的古城，再就是與一個古老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但相比之下，伊斯坦堡保存得相當完好，而老北京卻幾乎蕩然無存，這不是甚麼憂傷，而是絕望。我認為，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進步」被所謂的現代化基本上給搞瘋了。這首先跟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關，也和革命所帶來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關。北京在這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如果當代人渾然不知，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回頭看看，那就是犯罪。而一座古城毀了就是毀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現在的北京和別的亞洲大城市還有甚麼區別，不過是現代化博物館中的一個新標本而已。聽說還有人打算把北京改造成所謂世界上第一流大都市，腦袋肯定出了毛病，他們的標準是甚麼，大概是杜拜吧。你知道，杜拜在沙漠中建室內滑雪場，養一棵樹每年的成本是兩千美元，比養個人還貴。
在《城門開》中你不止一次寫到少年時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你的北京地圖一直都存在嗎？你的北京地理地圖是怎麼樣的？這地圖和你的生命疆域又是怎麼樣的互相推進關係？
小時候沒錢，主要靠雙腳走天下，走十里二十里是常事。一個行走的城市和騎車乘車甚至開車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可感性細節。在故鄉，人是有方向感的，不會迷路。再說北京是個方方正正的城市，也不容易迷路。可我前些年回去，在自己的故鄉完全迷失了，連家門都找不着。說到我的北京地圖，是完全屬於我個人的，帶有某種私密性質。在這張地圖中，首先是我家，然後是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我父母所在的單位，還有我和同伴行走的路綫。這是我生命旅途的開始。我曾在《旅行記》中寫道：「一個人行走的範圍就是他的世界。」八歲那年我跟母親去上海看外公，那是我頭一次離開北京。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很重要，距離感讓我對故鄉有了新的認識，而我的北京地圖也發生了變化，可大可小，小到只不過是一張更大地圖上的圓圈而已。從那一刻起，我時常夢想着離開北京，走得越遠越好。這願望實現了，以致到了回不去或根本不想回的地步。
回憶尤其是文學家的記憶，常被理所當然地讀成作家的自傳。你好像並不認為《城門開》是文學自傳。當然你寫的空間、瞬間、人物都不像傳記文學般有順序有較為完整的生活流動過程。但能不能說，你寫的都是記憶的真實？
按體例講，這是一本關於童年和青少年的回憶錄，但又不完全是。比如它沒有一般回憶錄中的編年史性質。其實這本書有兩個主角，一個是我，一個是北京，或者說，這兩個主角中，我是顯性的，北京是隱性的，關於我的部分，有明顯的自傳性，關於北京，則帶有外傳或傳說色彩。至於記憶的真實性，這不應在文學的討論範圍內。
就篇幅而言，〈北京四中〉〈父親〉兩文比其他的篇章大得多？有特殊的原因嗎？
你說得對，這兩篇在書中的分量最重。北京四中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既是我童年青少年時代的結束，也是我走向生活的開始。我在那裏經歷了「文革」，也因「文革」中斷了學業，我從那裏獲得正規教育以外的讀書經驗，並開始寫詩。要說還是〈父親〉難度最大，我一直設法回避，拖到最後才不得不完成。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父子關係是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支撐點之一，要想梳理這種複雜性實在不易。再有從兒子的角度，如何寫出一個真實的父親，這更具有挑戰性。我為寫〈父親〉，不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完稿後精疲力盡，如釋重負。我甚至認為，我和父親在這篇文章中最終達成了和解。
〈北京四中〉在雜誌連載時曾引起一些人的特別關注，你是否認為文章所記文化大革命時的「你們有筆桿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現在已到了「將來」作一了結的時候？
北京四中在中國當代政治扮演了特殊角色，今天回頭去看就更加清楚了。我在〈北京四中〉一文開始就指出，有兩個四中，一個是高幹子弟的四中，一個是平民子弟的四中。這種分野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撕掉這層偽裝，一切都變得赤裸裸的。因所謂「血統論」所造成的創傷至今都未癒合。他們在「文革」後期揚言：「你們有筆桿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四十年過去了，看來此話至今有效──當年那些高幹子弟一個個進入最高領導層。人都會犯錯誤，但關鍵是他們對當年的所做所為有過半點兒反省嗎？由此推論，他們把中國引向何方，是值得懷疑的。
據知你對於去年章詒和指控黃苗子和馮亦代等老先生是思想改造時期共產黨的臥底，不以為然。你書中〈父親〉一文特別寫到父親做冰心思想改造工作的往事，按你說，我們該怎麼樣看待共產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章詒和還是挺會寫東西的，她的第一本書《最後的貴族》我認真讀過，並為她的坎坷身世所感動。但那時就意識到她寫作中的問題，比如她對那種恩賜的「貴族」地位津津樂道，對她父親的歷史過度美化。而她後來的作品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寫馮亦代的《臥底──他走進了章家大門》。我恰好與馮亦代相熟，寫過紀念文章《聽風樓記》。馮亦代在生前出版了他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這本書的出版就是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對歷史負責的勇敢行為，結果竟成了章氏最後審判的主要綫索，她用春秋筆法把馮寫成居心叵測的小人，十惡不赦的歷史罪人。我在〈父親〉一文中，也寫到我父親的類似所為，按章的邏輯，他也做過「臥底」，為組織收集謝冰心的言行。如果我們不還原歷史，就不可能理解到底發生了甚麼。這涉及到知識分子和革命的複雜關係，如果沒有中國知識分子（包括章伯鈞）的全力支持，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成功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歡迎革命的，並與革命全力合作，他們真心希望通過思想改造適應新社會。這種思想改造主要有兩種形式：一、自我批評式的思想彙報；二、與組織配合，幫助別人進行思想改造。這兩種方式往往交錯進行。由於對組織的忠誠與信任，並沒有甚麼心理障礙。這在馮亦代的《悔餘日錄》中是顯而易見的。按章詒和的邏輯，第二種就是「臥底」。馮亦代到了章的筆下，變得極其猥瑣，苟且偷生，賣友求榮。要知道，大多數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分道揚鑣是後來的事，是由於不同的政治運動的整肅（特別是「文革」）感到深深的失望才開始的。
我認為這世上有一種病，我稱之為「專制病」，獨裁者和被壓迫者都會染上，且無藥可救。得了這種病，無論是獨裁者和被壓迫者，彼此相像，互為回聲。他們的基本思路完全一樣，就是把所有問題簡單化，黑白分明，六親不認，還底氣特別足。我在海外見過不少這樣的人。一旦碰上，我轉身就走，絕對不和他們理論，除了白費口舌，弄不好還會惹來殺身之禍。可也怪了，在今天，你發現這種「專制病」患者越來越多，他們正把中國推向瘋狂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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