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林茵：星期日現場：七一．夜 這夜，我扮示威者

【明報專訊】今年七一前夕，火藥味甚濃，部分團體事先張揚遊行後要「反轉政府總部」，並在禮賓府或其他地方進行干擾活動或集會；警方面對近日連串的濫權指控亦嚴陣以待，指示前線警員以克制和高透明度的方式執法，在機動部隊（PTU）人牆之間留下空隙讓傳媒拍攝，「抬人過程盡量靠近記者」，大有在公眾面前做場good show的準備。

我卻懷疑，乖乖地待在警方畫好的記者區內，看他們準備好讓我看的畫面，距離真相會有多遠？

近年來每遇示威清場，警方與示威者總是各執一詞。示威人士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抬人時故意令他們受傷；警方則指示威者不合作在先，破壞秩序。而對於示威人士所言「慘况」，記者行家們好像總是沒看到、沒報道，到底是真的沒發生、純屬虛構揑造？還是記者站得太遠、看不清楚？比對報章報道與示威者在網上的講法，看得人老大納悶。

於是向黎主編提出一個大膽建議﹕既有便衣警員混在遊行市民之間蒐集情報，又有市民穿起公安服奏樂示威；七一晚上，記者何不也化身示威者，混在人群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取得上司首肯後，七一下午，我一身示威裝備，包括足夠維持一個晚上的乾糧食水、中胡椒噴霧後洗眼用的大支眼藥水、為防跌倒擦傷而在大熱天穿上長牛仔褲，往政府總部進發。

下午五時許，我隨遊行大隊抵達政府總部，當時已有一些先完成遊行的人士聚集靜坐，部分人預備好地墊、糧水、書本和iPad等預備長時間抗爭，但當中亦有為數甚多的人只是遊行後短暫停留，並無「反轉政府總部」的打算。

「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七十後的Sam是政府合約工，○三年開始每年都參加七一遊行，今年特別響應大會呼籲，在遊行後留下坐了一段時間，「過往七一遊行，最多兩個小時就行完，今年卻花了三個多小時。光是由維園到邊寧頓街竟行了一小時，感覺政府在留難上街人士。今年六四我又被點去泳池旁兜大圈，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的莫同學與朋友同來，遊行後在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對於是否要留守等清場還未決定，「想聲援過去幾次在抗爭中被捕的朋友，覺得他們對社會很有心，但如果時間太晚，就會先離開了。」然後他又問身邊幾個朋友的意向。

無組織、「睇情形」，是今次堵路行動我所看見的最大特色。晚上八時許，一些八十、九十後青年小群組似是收到某些風聲，紛紛耳語相傳，然後陸續收拾地墊、示威道具等大包小包，轉移陣地往山下走去。九時左右，總部外的講台上有人嗌咪，說有示威者計劃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一時間大批散兵游勇快步衝落山，在長江中心外的皇后大道中路段匯合成接近五六百人的堵路大軍。

朋友看電視新聞，跟我說有「社民連一批人」在皇后大道中堵路，我在現場聽到挺愕然。雖然見到長毛、陶君行的身影，但他們沒有擔當任何領導角色，堵路者其實以八十、九十後青年為主，一些熟口熟面的曾在反高鐵、守衛菜園村等抗爭上見過，雖有些十來人組成的朋友圈子，也有很多是兩三人結伴、或者獨自前來。

無行動計劃耳語相傳下一步

他們甚至全無行動計劃。抗爭經驗較豐富的眾多小群組埋頭商議下一步行動，並派出代表與其他群組協調溝通，我和一些散兵游勇則坐在旁邊玩iphone聊天。群組代表提倡民主精神，對我們這些「生面口」的新丁也都逐個收集意見。代表們有了決定，又逐個小組耳語相傳，以免被人群中的無數便衣探員得悉。確保所有抗爭者都知道下一步行動方向後，一兩個小組帶頭衝，其他人便緊跟尾隨。

當晚的堵路者意見認為，在同一個地點逗留過久，警察便會有足夠時間部署清場，因此不斷打遊擊換地點，十時半由長江中心衝到干諾道中西行線，十一時半又由西行線跑到東行線。但跑到東行線後，附近已沒有其他主要幹道可以堵了，零時起，警察組成的人鏈便不斷收緊，把仍在留守的百多名堵路者重重圍困。

與金鐘道的亂况不同，我跟了中環這一批堵路者走，見到的是一次寧靜得異樣的清場行動。

早在十時許，現場便有小組代表分發「示威者被捕須知」傳單，並對沒有被捕經驗的堵路初哥解釋被拘捕後的法律權利，「踢保」與「坐爆」的選擇利弊，傳單上印有民陣警權關注組支援熱線，可以替被捕人士安排律師支援。從傳單內容可見，堵路者對警察存有很大戒心，詳列一旦被脫衣搜身、暴力及不合理對待時應如何應對。

也許因為每個人都在心理及實質上作好被捕的準備，在清場行動中，堵路者與警方都非常冷靜，零時許，警方在比較遠離我的一邊開始清場時，甚至靜得根本沒引起我的注意。清場過程很慢，大部分時間就是記者打着拍攝用的燈、圍成一圈照着中間的警員和示威者，抬與被抬的都默不作聲；只見留守人士一個接一個的靜靜消失，趁着封路後儼如死城的中環作背景，這畫面猶如一場奇怪的宗教儀式。

「遊行無用，行來幹嗎？」

有個別示威者被抬時喊「警察拉我隻手」、「好痛」，哄動都是幾句就完了，沒多久又靜下來。後來有青年唱起《人民之歌》、《自由花》、《海闊天空》等，歌聲和人丁一樣單薄。

為何要堵路？這種在香港吃力不討好的抗爭方式，例必惹來「阻住返工╱放工」的口誅筆伐。與堵路者交談之間了解到，他們各有各的訴求和關注點，但採取了同一個方式表達，因為對政府「和平理性」已沒有效果。八十後的Kitty曾跟隨一批社運青年到禮賓府遞請願信，但特首連見個面、接封信都不願，「我當場就哭了，為什麼我們的官員要這樣冷待市民？」此後她覺得再做什麼都沒用，今年七一首次加入堵路行列，其實也是無奈之中的最後反抗。

從事寫作的Raymond與十六歲女兒冬冬一同堵路，這晚是他們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知道這是犯法，但遊行無用，行來幹嗎？大陸和特區政府，目前施行的根本是暴政，經濟政策、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都愈來愈離譜，能夠行出來示威，是香港最後的堡壘。我們不是激進的人、不是要打打殺殺，但我們要有勇氣，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對於即將被捕，父女們都說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八十後的Tommy是泰國華僑，同樣是堵路新丁。在餐廳任職的他今年專誠請假遊行，因為○三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倒退程度已令他忍無可忍；他擁有泰國護照和投票權，每逢泰國選舉，就算他不能回家鄉，駐港領事館也會安排海外居民投票，香港人卻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補選的權利都沒有，「在泰國堵路很平常，當年紅衫軍在旅遊區Central World縱火、癱瘓機場，對依賴旅遊業的泰國經濟來說傷害很大，但經濟再差，泰國人不會怪示威者，因為他們有信心，用手中的選票換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凌晨二時，Tommy跟我交談後不久，就跟其餘最後幾位示威者被警方押走，清場完成，而我亮出記者證脫身了。但同樣為了觀看警方執法而來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卻險些被捕。警員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證實自己的身分，羅用英文跟一名警察長官理論，說國際人權法都講明，市民權利有可能被侵害的情况下，人權組織是有權到場觀看的；十多年來從事人權監察運動，這是首次受到阻礙，他怒氣冲冲要警方解釋和道歉，結果該警官竟不發一言轉身走。

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

離開干諾道中，我沿天橋往金鐘道另一個堵路現像，眼前是一個奇景——力寶中心連接香港公園那邊的天橋上，站着密麻麻的圍觀者，年齡由二十多歲到四十、五十歲都有，他們不是看熱鬧，神情很認真，有些似乎相識但很少人交談，就那樣默默的看。

或者他們跟我一樣，拒絕聽信警民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拒絕相信經過剪接的新聞鏡頭。或者當大家都意識到，我們都有見證、記錄、述說的權利，警察濫權的可能性便會自然終結。七一這晚，我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在鎂光燈下，如果連堵路都變成一種形式、常態、例牌的演出，抗爭者以後還應如何去爭取？

跟示威者同過了累極的一晚，跳上的士回家，收音機竟剛好播着這首歌的結尾——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愈說祇有愈遠 ——《十個救火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