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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毫:順民是怎樣煉成的--空間環境的作用與操控

 

 

順民者,非順應民意,而是逆來順受的人民。其特徵是自我異化、政治冷感、犬儒及逆來順受,即縱有怨言,亦默默承受。經歷數千年帝制的中國人,似乎在基因中都烙上了這種順民的性格,久而成就「天性」。順民體現於不參與社會、政治事務,認為這是少數人的責任,可以算是自古以來,渴慕賢人政治的變種,只是賢人賢能與否,他們都不甚關心,也不曾去發現,自己是有權力參與政治事務的。國家政府從來都是喜歡順民的,順民不會對政策指三道四;順民不會管官商勾結;順民不會推動政制改革。如此順民的思維模式,當然跟自小的思想教育有關。回歸十五年後,不斷的國民教育改革,就是要做這種「從娃娃抓起」的「思想工作」。這層面各方都有不同的討論,於此文則暫且不提,筆者認為,順民的煉成,不單是由思想教育所成就的,在生活中的環境感知方面,都在潛移默化地使我們變得逆來順受。

人類的身體感知往往比冷靜的邏輯思維,更即時更直接,有謂一方水土養一種人,地域不同即使同樣人種,也總會有不同的個性,一個地方的環境,對一個人的性格及思維方式都有不少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很多時不會被當事人發現。在香港地少人多,城市過份規劃而單一的環境中,原來,人是很容易變成順民的。就筆者而言,繁忙時份的港鐵車廂,是一個會令人思想歸零,久而久之變得腦殘的地方。雖說人類是「文明」的動物,然人類仍有動物的天性,例如自我空間的防衛意識。動物如獅虎熊,甚或貓狗,均會有自我空間/領域的意識,當有人嘗試進入其領域,牠們則會全身戒備,視之為敵。人類亦然,曾有心理學家做過調查,鄉村人對人揮手致意會在好幾米外,而城市人則走近至身前才會問候,這是反映在密度太高的城市中,人的自我空間竟被大幅縮減至十多厘米。甚至可以說,密度太高的城市,是一所無時無刻限制市民空間權力的大型監獄。

重歸正題,無車的打工仔、學生哥,每天上學/上班都需要迫巴士、迫港鐵,朝早的繁忙時間,那種擁擠,又豈是一個迫字了得?筆者每天都會體驗好幾次這種午餐肉由一團肉被壓縮到一個小小罐頭時的感覺。為甚麽我會說過度擁擠的港鐵車廂會使人變得腦殘,且聽筆者的經驗。筆者自覺自己的主感官是聽覺,即使努力的不去留心,再小的聲音都會傳入耳中,被大腦感知。如普通人一般,甫進車廂,當然會試着找一個座位,若無的話,則到一個比較舒適的位置站着。剛入車廂時,你會是站着的,後來人越進越多,你會是不知道自己為何能以這種姿勢站着了。比如說你從家到公司/學校要三十分鐘車程,你則要以一種體操選手才該能做出的動作,「站」完這三十分鐘。期間,你跟很多陌生人黏在一起,你會盡量不去在意及留意他們,嘗試放空,可你不是機器人,是有正常感知能力的人類,於是你逼着聽那些平生未必會遇上第二次的人,訴說着些有的沒的之事。曾經有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士,面對着我,不斷唸唸有詞地用令人讚嘆的粵語精髓--粗口持續的罵着那位叫阿強的男人(大概是男人),二十多分鐘我被她仇視的眼神、流暢的言辭所懾服,甚至以為自己就是阿強,想淚流滿面跪在地上跟她道歉。

在港鐵車廂這種半公共空間的地方,她事實又不是疾呼大叫,甚至要怪我自己聽覺不受控才「竊聽」到她的自言自語,於是只能繼續努力放空自己的思考,務求入定對外界聲音不聞不問。咦,問題出來了,在極限的密集環境下,筆者不自覺會異化自己,放棄自己的思考能力,甚至怪罪於己,但求捱下去直至到站。這不是和政府急推的國民教育的洗腦作用有異曲同功之妙嗎?長久之下,批判思維能力、積極性,都會大大磨掉,變得只會「接受」的純粹承接指示/定論/「事實」的一方,成為順民。這是地方條件使之的必然嗎?還是計劃的一種?事實上,不只是港鐵會令人放棄/疏於思考,在過份規劃的城市中也會出現這現象。生活被規範了,行為模式也被規範了,在市民不知不覺間,原來我們的主動性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

還記得四月時明報的一篇報導--〈將軍澳:無街之城〉,以下引用一段:

「細心留意,將軍澳區內處處保安員巡視、清潔工和園丁埋頭苦幹,無時無刻把城市外觀維持在各種秩序控制之下,沒有一處能免於被規劃和管理。結合地產財團壟斷,就變成各處的規劃管理都用上同一邏輯,被允許出現的都是那批熟口熟面的連鎖店,有選擇跟沒選擇一樣;花草樹木都是政府規定的幾款,井然有序,卻失去天然環境中活潑多樣的生機。」

其實又豈止僅將軍澳有這問題,香港的大型市鎮或多或少的有這過份規劃的現象。過份規劃表面用「方便」包裝,而事實則是你會被操縱行動路線。例如大型交通工具如港鐵,它的車站永遠都跟大型商場聯繫着,而相反地,想去大型商場的話,一般都會想要乘搭港鐵。在計劃好的「方便」下,原來我們沒有選擇,或者說,被使之不再為意其他可能的選擇。每個大型市鎮都會有一個甚至多個大型商場,亦會因其於交通路線的操作所得的便利及其滙聚各式商店的特性,成為該市鎮的地標,以僅僅一個商場取代一個市鎮,同時將該市鎮發展的可能性都集於己身。舉個例子,不熟悉觀塘的人,出了港鐵觀塘站進入了APM吃喝玩樂一天後,或會感自己玩遍了觀塘的所有地方,這時,横街小巷的不同小店鋪的持續發展力,則被這所大型商場所剝奪了。

在這種過份規劃下,市民的行動模式已經在港鐵及大型商場的操作之中,長期不留意並接受如此「生活模式」的市民則默默地,成為了這些大型商業機構的「奴隸」喪失主動的決定權,最可悲的是,被控制的同時,你還難以自覺,自己的選擇已早被決定。令人放棄思考,再暗地裡操作他們的決定,再灌輸他們一種有利自己的思考模式及價值觀,是政府及大型商業機構的操作計劃。政府灌輸的標準化思想,是無原由地盲目地愛黨愛國,忽視每人自身的公民權力;大型商業機構則是讓市民盡量地消費,默默地壓榨他們的金錢增加自身的利益。

在香港,政府及大型商業機構握手合作地,利用環境空間去操控市民,使市民失去選擇的主動,慢慢失去自主意見,淪為只為接受的一方,成為順民。

領匯是其中一例,政府出賣市民的公共利益,使屋村商場被標準化,地區小檔如小食攤位、文具鋪、報紙檔,都在領匯各種手段如瘋狂加租,苛刻的租約條件逐一逼走,令本方便居民,互惠互利的屋村商場,化身為一個又一個「朗豪坊」,惡租下令屋村附近的物價飛升,這是政府與領匯所操作下,廉價及有地區特色風味的商鋪逐漸消失,變成一式一樣的標準化商場,成為規範計劃中的又一個被佔領區域。前陣子看新聞,發現領匯甚至要求旗下街市的經營者要穿上統一的制服,這絕對是標準操作下的另一「高招」。市民的選擇空間及視覺空間都被統一標準化,而在沒有另一可能性下,惟有硬食,結果又是「焗住」市民無奈下接受被控制的「命運」,低下頭去繼續生活。

我們甚麽事都沒法自行選擇,都是被安排、被決定、被操作的。交通工具、行動模式、光顧的商店、購買的產品,沒有一種是我們能選擇的,準確來說,我們只能選擇那些「他們」所給予的選項,猶如被恩賜的「自由」一般,需要既淚且哭地感謝「主人」。生活是無奈的、工作是無趣的、居住是無保障的、人生是無意義的。在香港這甚麽都被控制的地方,人們無法不去接受,啞忍、硬食、強吞是所有香港人,尤其打工仔女被迫練就出來的特殊能力,同時造成他們一種不管/不想管外界如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態度,因為他們「連自己的生活也顧不好」,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公民權力,自我異化為工作機器,變得政治冷感或犬儒。生活煩惱使他們不願思考,只管接受,成為順民。這或許能揭穿為何民生問題總是不能被解決,其中當然是多年積累的惡根非一日能解,再者官商各種不明關係亦是阻礙之一,更有可能的是,政府根本不打算解決;政黨不認真爭取解決。因為民生問題能控制市民變得政治冷感,卻能在關鍵時刻成為舉足輕重的籌碼,不見每逢選舉或政府換屆又或遇上管治危機時,官員或政黨才走出來高呼各種改善民生的訴求及方案嗎?民生問題,既能愚民,亦能操制人民,甚至膚衍人民使之對問題轉移視線,不覺之間淡化人民重新參與政治的意願,又再退回奴隸圈中,渾然不知自己才是主人。

想想看,在國民教育的思想控制加上環境空間的行動規範下,香港人的自由夢到底會走向何方?應該不會是前方,那會是後方,還是中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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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2/06/16/1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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