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從三聚氰胺到金融海嘯　告別「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二元迷思

【明報專訊】九月以前，大概沒有多少港人知道什麼是三聚氰胺；直至雷曼兄弟破產，我們才驚覺正活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之中。不論是市場還是政府，似乎都未能有效監測潛藏危機，向顧客和市民提出預警。用港式政治家的說法，就是市場和政府都「沒有做好份工」。

表面看來，「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與毒害兒童的三聚氰胺，似乎沒有什麼聯繫，除了都反映了人類的貪婪。然而，人類貪婪並不始於今天，為什麼危機到了現在（而非更早）才爆發？這問題恐怕並非是「人性貪婪論」所能完全解釋。

由問題次按與三聚氰胺引發的風波，從不同的面向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層次矛盾」。有毒奶粉與金融危機，並非新生事物，但在「問題食品」上經驗豐富的中國政府和標榜市場萬能的美國 經濟，這兩大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柱，似乎都無法有效監測、發現、避免或徹底解決問題，讓危機一次又一次出現。真的只是個別壞人或無良企業就能引起這些「百年一遇」的危機？還是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運作的結構性困局？如果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麽要了解甚至徹底解決金融市場和三聚氰胺的危機，恐怕得首先回顧當代以至過去百年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從中尋找答案。

羅永生：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誰的城市＞，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香港幾乎是世界最後一個殖民地，而一九九七將會是非殖化過程的分水嶺。可是在香港，現今只有少數人不感到詫異，為何這個非殖化進程竟然會由一個光榮的歷史時刻，變成一個充滿著反諷意味的笑話。對於受到國族主義措辭所激化的中國政府來說，維持現狀最為重要。聲稱自己是與殖民主義勢力對著幹的中國，絕不放過任何強烈遣責英國政府的機會，尤其是當英方在香港過渡期事務上表現不合作。然而中方亦反對任何會改變已往殖民行事方式的改革，最有力的例証莫過於阻止令立法機關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改革，以及反對增加社會服務經費的問題上。中方似乎在殖民主義尚未於香港絕跡前，致力捍衛其制度和意識形態。這些行為都是在保持香港繁榮安定的幌子下進行。雖然中英爭拗極其錯綜復雜，但歷史反諷的意味再明顯不過。有些人或許把責任歸咎於一群新進的權力迷和所謂「轉軑者」所玩弄的政治把戲，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依然有其特別的引人入勝之處，因為它展示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包容了處於其對立面的殖民主義，或者反向的說，殖民主義如何包容了國族主義。

以很多不同形態出現的國族主義運動，是在抗衡殖民統治的背境下冒起的，此等說法已成為一種常識，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或能否達致真正的政治和文化非殖化，歷史紀錄則顯得模糊得多。政治上完成了非殖化過程的世界中，民族、族裔和種族的宰制日益廣泛。這些宰制是由多元身份分類下不同的虛構想像模式所推動的，它們為各種新等級制度提供辯解。這些矛盾身份的想像模式往往是由殖民時期承繼下來，它們是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謀地偽作和塑造。在反殖抗爭時期，它們往往被納入國族復興的大計。而現在則有助於訂立一些參數和準則，有助於後殖民時期現代化計劃的管理。假若香港的情況可用作研究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交纏而弔詭關係的例子，我們看到的將會是一組管理主義的論詰過程所中介著的關係，這些論詰過程是建基於在過去多年形成出來的城市與鄉土關係的想像框架。譬如說，以管理主義統攝事物的論詰過程，協助了本地精英權力集團自我觀念的鞏固，從而被中國恢復主權的國族大計所吸納。雖然，這些轉化無可置疑地是一個獨特在地（local）的過程，但我們卻不能脫離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更廣闊的思想論述語境去理解其運作。

安徒：無政府主義有什麼可怕？

12月17日《明報》頭版頭條標題「無政府主義者殺到」，並引述警方消息稱這批來自歐洲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可能即將展開過去慣見的刑事破壞、阻塞交通要道，甚至襲擊美式連鎖店的激烈手段抗爭。結果，當日並無消息所指的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抗爭，攔路示威的反是高度組織的韓農隊伍。

筆者關心的不是消息錯誤，而是這種如臨大敵地將無政府主義者等同恐怖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可能有礙我們對一個正在本世紀急速復興的思潮，建立一個國際城市公民應有的認識。

先驅：建立無權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