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班：麵包與玫瑰—最低工資的尊嚴

著名英國導演堅盧治在2000年拍了一部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的電影，描寫美國洛杉磯清潔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運動。如堅盧治的大多數作品一樣，這部片也獲獎不少。片中的名句，是工會組織者說的：「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麵包是勞動報酬，要填肚子活命的，而玫瑰則象徵尊嚴，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的權利。這名句，沒什麼驚人之處，但卻總是歷久常新，因為這世上總會有人告訴你：麵包與玫瑰？還是，麵包或玫瑰！據說，標準答案是：由市場決定。

張宇人早前提的廿蚊、以至近日的廿四蚊，或是中小企商會提的「廿三個四」，到底能換多少麵包、多少玫瑰？工人需多少工資才可以養活家小、才可以過有尊嚴的基本生活？自命是市場信徒的張宇人大言不慚地說：這與市場無關。

4月初，「廿蚊論」引起公憤，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在安撫眾怒時，說出「最低工資也要維護工人的尊嚴」的話。然而，「市場」至上，「尊嚴」何價？香港商界和政府官員的叫價方程式，是以每一分一毫會影響百分之多少企業的生意營利來估算的，這種「尊嚴破壞市場」、「尊嚴危害競爭力」的思維邏輯，可以告訴我們尊嚴的價值麼？拜之所賜，香港在去年底被聯合國開發組織指為全球發達城市貧富懸殊居首的地區——這就是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樓價8萬蚊一呎的傳奇大都會。

周思中：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80後」的真理與謊言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趙永佳、陳健民：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80後」與社會運動

【明報專訊】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練乙錚：把青春歸還

【JET-jet people】練乙錚十八歲往美國讀書，在朋友家雪櫃門的磁石格言上，看到宗教詩人Max Ehrmann這樣寫着："Take kindly the counsel of the years, gracefully surrendering the things of youth."。大意是「順從歲月的忠告，愉悅得體地交還青春給你的禮物。」這句話對他影響至為深遠。小時候藉孔子與天主認知世界，長大後急拐灣左向馬列毛膜拜，再來180度逆轉崇尚自由市場；由保釣衞士到大學教授到政策顧問到《信報》主筆，與其說練乙錚年輕時不停尋找自己，不如說他也在不斷打倒昨日的自己。

當年紀漸長，練乙錚才學懂一步一步跟自己和解。2010年1月18日，他在《信報》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他說：「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這刻，他沒有認為自己人生的答案都找對了，也不清楚自己還在渴求甚麼。練乙錚只知道，自己想繼續航海。「有時我想，如果有天在風浪搏鬥時，在大海中走完自己的路，也不是一件壞事。」好像是活了一輩子，剛好又回到十八歲時那正整裝待發的原據點：時候到了，就要把一切歸還，而且要，愉悅得體地！

青天白日　窮書生

練乙錚來自一個青天白日家庭，有一個曾於國民政府當部長的舅公。「因為舅公的關係，我家那輩的親戚，無一不親國民黨。我爸不是黨員，卻曾於國民黨游擊訓練班受訓，只是受訓完不久便抗戰勝利，父親最後沒有參與戰事，只在國民政府內做一個小職員。」1949年，共產黨把國民黨驅逐到台灣，練乙錚的媽媽先帶其兄及其姐來港，練父及舅公隨後抵步，練乙錚於1951年出世。「來到香港，那種不共不國的第三勢力不成氣候，舅公到了新亞書院教書，淪為書生論政。」

健吾﹕告訴我，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明報專訊】電台節目主持在早晨節目中調侃警察對名媛港女的反應，說：「為什麼那些警察好似反應沒有在遮打花園拉80後示威者時那麼勁的呢？」另一主持人回應說：「哈哈，當然啦，她是女人，又講英文！」

香港人真的夠賤，聽見英文好像就要退避三舍似的。女子對著警察大說英語，以語文顯示自己的文化身分。警察也真有趣，堂堂男子漢，卻像那些打cold call推銷的客戶服務員，聽到對家說英語就好像忌人三分似的。

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一定是崇洋的。一個又一個的外國教育展總是擠得水泄不通，無他的，年輕人，最重要的是什麼？不要留在香港，一定要外出浸浸鹹水，回來說一句話都好像可以大聲一點。做人最重要英文、國語好，「趕冬話」說得好不好？沒有人介意。每當我在商場看到一些貌狀中產的港男港女，即使二人均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也在日常生活以港式口音跟孩子以全英語對答，就知道那種深層心理的自信缺失和發展缺陷是什麼。

崇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議會難言「理性」　「激進」原是認真

【明報專訊】立會通過「高鐵撥款」之後，一如既往，傳媒還是選擇性地集中報道示威中較為激烈的場面。以時事新聞作為主要教材的通識科教師，如果曾到現場觀察，自然可用親身的體驗印證傳媒的報道，但倘若不在現場，說不定會受到傳媒強烈的影像圖片影響，傾向引導學生討論反抗行動應否「過激」之類的問題。通識科考試強調不存在「既定答案」，其「深層次」的意思，應該不是指「政府是有點不對，但抗爭也不應過激」之類的「各打五十」套路，而是要求學生反思既有的常識、概念和習見，明白它們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中的意思決非一成不變。換句話說，「不設既定答案」其實是鼓勵師生不再依賴各種抽離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的報道，而是嘗試把事件和觀念置放在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去理解。

大眾傳媒大多會宣揚「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原則，但在商業利潤的主導下，卻往往像英國 學者Kelvin Williams所指，希望「每天都給『媒體』一件謀殺案」；或者白點說，為了吸引讀者，總傾向點「唯恐天下不亂」，於是經常把鏡頭對準衝撞、用筆鋒突顯紛爭。如果我們缺乏對當代傳媒這種並不太「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傾向的理解，亳不批判地只以經過記者編輯偏好的視角篩選的議題作為「事實」，那麽不僅真正的理性思考難以發生，更可能會不經意地強化一些意思顛倒了的概念，令學生混淆，甚至是非不分。

例如在高鐵論爭中常常出現的「激進」和「理性」這兩個概念，在當代傳媒偏好的焦點下，往往會呈現出意思錯置的現象。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或一個概念，必須把它們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之中，也就是要認識概念的源起和意義的轉變，分析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其促成或轉化的社會體制和歷史條件，而非片面地根據一兩個鏡頭、一兩句說話，判斷行動或發言者是否「激進」和「理性」。

【轉載】馬國明︰你看！廣告牌上寫著「勾結殖民」——由羅永生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說起【/轉載】

編按：羅永生出版之歷史政治論著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結合其一貫的殖民主義研究，勾沉我城過往，描劃出核心治地景「勾結殖民主義」，直指其與中華民族主義的共譜。此論點燃了學術界、文化界裡審視（後）殖民前世今生的目光——學者馬國明撰寫跨視界的「書評」，他專研班雅明，以班氏的影像論說閱讀今天殖民主義的「城市呈現」，權商勾結所編織的廣告牌式麻醉滲透，同時新視覺時代的複製特質，提供了看破廣告牌背面的契機：內地網民瞥見了東芝，香港的年輕人目睹了暗渡陳倉的功能組別、地產和發展主義。

非意識的光，意識的合謀

對八十後的三個悖論和三個關鍵詞

「八十後」這名詞隨著反高鐵運動徐徐響起，從民間到政府官員雖已琅琅掛在嘴邊，卻不明所以。這邊廂年青的示威者在中聯辦推欄衝擊、那邊廂反高鐵青年幾天幾夜的在寒冷中苦行，政府的具體的回應竟是指八十後關心『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以及突然派出重案組拘捕陳巧文，再一次反映出當權者對八十後青年的想法毫不掌握。本來對『八十後』各自解讀，無可厚非，但就筆者觀察，當中流行的三個悖論，卻對於了解『八十後』有害無利。

三個悖論、兩個框架

悖論一：泛民動員論。有論者逢看見年青人行動激烈，便會祭出『泛民動員論』或『被利用論』，認為背後定是有（個別）泛民政黨從中動員，青年人只是無知被利用以賺取政治本錢。有反高鐵青年笑言：如果泛民真有能力動員我們，民主運動就不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了；就算真的有『動員』，也是民間動員議員，而非議員動員民間。凝聚反高鐵運動的力量核心，是由世貿會議開始，到天星、皇后、利東街動運動一路成長的本土意識、和被六四、七一、2012這些數字不斷凝聚的民主訴求，這些民間訴求，在這幾年中一次又一次面對政府的強蠻，在挫折中壯大和成長，因而越益強韌。『八十後』在反高鐵運動中，為議員在議會內的抗爭提供了議題、環境、彈藥、能量，是民間主導在運動；『動員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體性』。

別以犬儒蓋過正義

作者：Ho Shuet Ying

覃純健出手，加上essay死線迫在眉睫，本來已經不必我等小薯補充。但行家看法紛陳，令我不能心安，而且在msn跟友人討論了這麼久，不整理一下留個紀錄，似乎對不起自己。我明白行家工時長會有疲態，而且親身接觸可能會有不同想法，我人不在現場，或者沒有太多發言權，但我想，以下的論點，倒不受有沒有親身接觸影響。

先將高鐵撥款議案是否該即時通過擱下不談，覃健都談過了。我以為最讓我關注的，倒是行家們的一些想法。

一些觀點認為，拉布是孩子氣，明知沒有結果卻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其實拉布不能阻礙議案通過，不是策略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香港議會組成太畸型。Filibuster作為阻止議案通過的手段，不只是拖時間，而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引起社會更廣泛的討論，凝聚更多反對議案民意和力量，迫使民選議員投下反對票。那不是無賴的小家遊戲，而是正當的議會obstructionism手段，美國參議院的官方網頁也詳述filibuster在議會中的歷史和用法，並非見不得人的幼稚行徑。我對filibuster沒有研究，相信Alex說得會更詳細。但話說回來，既然filibuster其中一個目的是讓社會有更多討論，那今次也算是成功了；而明知議案會通過而拉布，那明顯是因為有些議員根本不必聽從民意投票，不是拉布的原罪。

龍應台：不會鬧事的一代－給大學生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今年5月27日的《紐約客》雜誌有這樣一篇文章：

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

【明報專訊】全城熱炒80後：5區公投的爭論、反高鐵運動，羅湖抗議重判劉曉波事件，以致元旦遊行的推撞……都好像發現了「80後」的身影。雖然當中有些確有其事，有的想當然耳，有的更是張冠李戴，但「80後」這三個字，彷彿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解讀角度。匯集起來，便成了一個目前熱炒的「80後」現象。

可是，雖然「80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覺，但解讀的方式，不少卻是陳腐老套，瞎子摸象。

年輕世代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趨勢惡化，金融海嘯使其變本加厲，這是「80後」青年人對時局不滿的大氣候。可是，當你真正走近那些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的「80後」，你又會發覺他們並無意像那些年長世代的中產階級，爭取補貼緩助、優惠退稅，以政治表達來牟取短期利益。這種「非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單令政府束手無策，也令老朽的「泛民」政黨感到錯愕，因為這些政壇老手自己所習慣的政治手段，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爭取利益，以功利計算。

西方世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可是，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往往被人視為富裕和發達國家的現象，因為那些地方溫飽不愁，所以中產階級的年輕下一代可以付得出時間精力，爭取改善「生活質素」。

陳百強 - 離不開15周年紀念專輯

Playlist

Disc 1
01. 眼淚為你流
02. First Love
03. 不再流淚

羅永生：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

自1842年開始，香港的不同組成部份(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由滿清政府相繼割讓或租借予英國，合成一個條約商港(treaty-port)。雖然今日中國政府一直維持著一種官方立場，否認香港爲一個殖民地，堅持一九九七年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其實只是「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將香港視爲一殖民地的想法，仍然是一種流行共識。雖然中國政府對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興趣，遠大於在香港提出「反殖民主義」或「非殖民地化」的計劃，但在一切非官式場合，以殖民主義來形容香港過去的歷史，一直沒有遭到中國的質疑。可是，無論華洋學者，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性質，卻一直少有深入研究，更難以談得上對香港的殖民歷史經驗，建立起系統的理論認識。[1]在一段長時間，香港的研究者，往往滿足於將香港視爲殖民統治歷史中，一個難以歸類的特例。

為探討這種普通觀感和理論分析之間的落差，我們不得不回顧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那段歷史會告訴我們，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公義之舉」。[2]

勾結者．華人自治．秘密會社

事實上，據這些研究所指，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蛋家」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勾結者」(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潘小濤：「六四」真相那麼難明嗎？

【明報專訊】近日，部分曾積極支持八九民運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民建聯    立法會    議員程介南、勞聯前立法會議員李啟明、資深校長戴希立等，被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    時，均拒絕表態支持，李啟明更說現時真相仍不清晰，難下定論。原以為這是簡單得像「阿媽是不是女人」的問題，為何20年後竟變成「真相未明、難下定論」呢？

那麼，我先把事件真相寫出來。1989年6月3日晚10時許，20多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    ，在坦克開路下，從四方八面殺向天安門    廣場。由於軍隊接到死命令，必須在6月4日清晨趕到廣場清場，因此軍人沿途開槍，其中，從城西的木樨地、五棵松推進的第三十八軍最兇殘，在復興門、長安街等大開殺戒，坦克也輾死輾傷不少學生及平民。

在槍聲及坦克履帶下，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波及範圍最廣的波瀾壯闊民主運動，持續51天後，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