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練乙錚：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2010-07-06

【信報】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ｄ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

分裂衍生合作

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

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

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在英倫三島，第一大教則是英國國教。阿當斯密指出，此二大教會因長期處於「一哥」地位，其教士的播道熱枕漸漸退化，能量已明顯不如其他新興教派。他說：「這樣的教會，一旦受到其他新興教派的一些時髦、勇猛、那怕也是愚昧無知的熱血分子攻擊，便馬上變得毫無還手之力，就像富裕的南亞諸國遇到來自北方那些強悍而腸飢轆轆的韃子兵進襲一樣。……儘管最大教會依然網羅大批學識淵博之士，但若論爭取信眾入教的能力和魅力，無論是好是壞，都完全掌握在其他競爭者手裏；在英倫，資源豐富的聖公會早已荒廢了傳教本事，相反，異見派和循道會則精益求精。……而循道會的教士，學問沒有異見派的一半，叫座力卻比誰都高。…… 在更早的十三、四世紀歐洲大陸，是兩個不蓄資產的神貧修會——方濟各和多明我修會，復興了整個羅馬公教的奉獻精神，擋住了教會內部那種因循心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阿當斯密談的是當年的宗教組織，但意義完全可以引伸到今天的政治組織、政黨。

運動就是一切

的確，大有大的難處。在前一段日子的政治悶局裏，泛民「一哥」民主黨未能帶頭打破當權派鋪天蓋地的封殺；長此以往，難保黨內不出現因循心態，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把守成看得重於開拓。五區公投一聲炮響，打破上述悶局，也給民主黨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回應壓力，民主黨提出改良區議會方案並大膽採取與中央談判的策略，筆者認為做得很對，政治悶局打破了，民主派便「有得玩」。改良區議會方案有利有不利，最終是好是歹還未可知，但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著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但是，民主黨只是走了半步對的。立場向中間移動了，還得花力氣去找那中間群眾；群眾找著了，大好的形勢才能化為實利。至於現階段關於方案輸贏幾子幾目的精算，並無很大意義，亦不能真正準確，卻十分浪費心力，因為當中沒有可以轉化為動力的那種壓力，故三黨實不應再在此問題上糾纏。

慎思之後，筆者不認為民主黨這次是無原則的「扭軚」；相反，這個軚扭得有看頭。政黨如長期無法扭轉形勢，必須思變，變而後通，這在歷史上有很好先例。晚年恩格斯觀察了歐洲工人運動大形勢之後，認為單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行不通，於是轉而積極支持歐洲的進步政黨進入議會，通過選票發揮力量爭取執政；這與先前他和馬克思極力鼓吹的暴力革命相比，不啻為近世社會運動中的最大轉向。在有利條件下，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積極以各種方式發揮力量，包括進入建制，這種行動不應一概視之為背叛。

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把託派的一句名言改兩個字，對現階段而言，便相當貼切：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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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談激進理論　向左派進言（上）

2010-07-07

【信報】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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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談激進理論　向左派進言（下）

2010-07-08

【信報】總的來說，「激進」除了是政治光譜上的一個位置標記之外，還是政治組織生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動的階段；自由競爭之下的激進組織壯大了，必然增加包容性。這裏要注意「自由競爭」這個條件；阿當斯密很強調這個條件。舉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累積一定力量之後，在四十年代增加包容性，提出走民主道路、組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力量大增，很快席捲全國；但之後因為黨天下，沒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競爭能提供的天然約束，它於是愈大便愈偏激，最後簡直違反人性，走火入魔。

優質民主競爭

在香港，所有民主派政黨要成長，都無可避免要漸漸「去激進化」，或多或少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右端向中間轉移，空出的最激進環節，只能由新進場的微型激進民主組織佔據。這個由激進到溫和、由右而中的演化，對民主派非常有利，因為整個過程將不斷對當權派造成壓力，不斷入侵其地盤、搶奪其票源，原來的「六四分割」將變成「七三分割」。本來，當權派中各政黨，也是可以在增長的同時，逐步調整其政綱，慢慢變得更包容，能向中間伸展其勢力、甚或搶奪一部分泛民選票的；如是者，則偏激政黨最後都從政治光譜兩端向中間移動，告別偏激，變得溫和，社會政治便變成以中間黨派為主導，出現前不久雷鼎鳴教授指出的優質民主競爭。但是，本地當權派和傳統左派政黨的政綱，都不是由本地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決定，而是由北京按其他因素制定的，那種自然的「去偏激化」動力，便完全不能在民建聯一類政黨身上體現，本地民主政治優質化，由是少了一半動力。

談到當權派，筆者想提一點看法或忠告。此派裏面不乏有心人，但這些人對黨對國家對上級忠心有餘，獨立思考不足，處境因此有時相當困難。黨和上級立場每有重大變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最後知後覺，那是黨的性質決定的。知覺之後，這些人還必須完全變調，以今時之「我」，打倒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我」，而其實這兩個「我」，都不是真我，而是黨和上級在不同時段替我設定（set）、可以隨時重設（reset）的「我」。這從一品的梁愛詩、范徐麗泰，二品的葉劉淑儀，三品的梁美芬，到最末品而倒往往是十分可敬的「維園阿伯」，都不免如此。在這次政改事件上，上述那種「我」的重設，表現得十分清楚，不同品之間，只能爭相分辨誰被重設得最早，然而這早已不是新鮮事。

遠的不說，就從建國之後親蘇、反蘇、立林彪、批林彪、批孔、尊孔、批鄧、倒鄧、擁鄧、打倒四人幫、鬥國民黨、捧國民黨等轉向大事上看，當權派愛國人如此反覆被重設者，不知幾許。不少這些人各方面基本素質本來很高，絕不似那批只懂擇木而棲的良禽輩；本是國家民族的大腦細胞，卻不幸成為線扯木偶。當中更有一些人，以甘心不斷被重設作為對黨國忠誠的最堅實證據。但可惜，歷史上這類人中的極品—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黨和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老幹部—不僅無悔於被重設，之後還甘願賠上自身性命，作為對領袖的終極服從和奉獻，卻依然無助於阻擋黨國變質或覆滅而甚或不自覺地有以致之。極品如此，況乎其他？

一國兩制真諦

故筆者認為，本地左派人士及政黨，若要真正對香港作貢獻，必須告別「聽話」思維，用自己的大腦去建立自身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策略，而不是每遇重大事情，例必先按扭從西環或北京下載指示才敢行動。想當年中國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令陽奉陰違才達致的啊！北京若是明智，也應看到這點。這其實也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句話後面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