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馬國明︰你看！廣告牌上寫著「勾結殖民」——由羅永生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說起【/轉載】
編按：羅永生出版之歷史政治論著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結合其一貫的殖民主義研究，勾沉我城過往，描劃出核心治地景「勾結殖民主義」，直指其與中華民族主義的共譜。此論點燃了學術界、文化界裡審視（後）殖民前世今生的目光——學者馬國明撰寫跨視界的「書評」，他專研班雅明，以班氏的影像論說閱讀今天殖民主義的「城市呈現」，權商勾結所編織的廣告牌式麻醉滲透，同時新視覺時代的複製特質，提供了看破廣告牌背面的契機：內地網民瞥見了東芝，香港的年輕人目睹了暗渡陳倉的功能組別、地產和發展主義。
非意識的光，意識的合謀
對八十後的三個悖論和三個關鍵詞
「八十後」這名詞隨著反高鐵運動徐徐響起，從民間到政府官員雖已琅琅掛在嘴邊，卻不明所以。這邊廂年青的示威者在中聯辦推欄衝擊、那邊廂反高鐵青年幾天幾夜的在寒冷中苦行，政府的具體的回應竟是指八十後關心『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以及突然派出重案組拘捕陳巧文，再一次反映出當權者對八十後青年的想法毫不掌握。本來對『八十後』各自解讀，無可厚非，但就筆者觀察，當中流行的三個悖論，卻對於了解『八十後』有害無利。
三個悖論、兩個框架
悖論一：泛民動員論。有論者逢看見年青人行動激烈，便會祭出『泛民動員論』或『被利用論』，認為背後定是有（個別）泛民政黨從中動員，青年人只是無知被利用以賺取政治本錢。有反高鐵青年笑言：如果泛民真有能力動員我們，民主運動就不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了；就算真的有『動員』，也是民間動員議員，而非議員動員民間。凝聚反高鐵運動的力量核心，是由世貿會議開始，到天星、皇后、利東街動運動一路成長的本土意識、和被六四、七一、2012這些數字不斷凝聚的民主訴求，這些民間訴求，在這幾年中一次又一次面對政府的強蠻，在挫折中壯大和成長，因而越益強韌。『八十後』在反高鐵運動中，為議員在議會內的抗爭提供了議題、環境、彈藥、能量，是民間主導在運動；『動員論』是悖論，關鍵詞是『主體性』。
別以犬儒蓋過正義
作者：Ho Shuet Ying
覃純健出手，加上essay死線迫在眉睫，本來已經不必我等小薯補充。但行家看法紛陳，令我不能心安，而且在msn跟友人討論了這麼久，不整理一下留個紀錄，似乎對不起自己。我明白行家工時長會有疲態，而且親身接觸可能會有不同想法，我人不在現場，或者沒有太多發言權，但我想，以下的論點，倒不受有沒有親身接觸影響。
先將高鐵撥款議案是否該即時通過擱下不談，覃健都談過了。我以為最讓我關注的，倒是行家們的一些想法。
一些觀點認為，拉布是孩子氣，明知沒有結果卻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其實拉布不能阻礙議案通過，不是策略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香港議會組成太畸型。Filibuster作為阻止議案通過的手段，不只是拖時間，而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引起社會更廣泛的討論，凝聚更多反對議案民意和力量，迫使民選議員投下反對票。那不是無賴的小家遊戲，而是正當的議會obstructionism手段，美國參議院的官方網頁也詳述filibuster在議會中的歷史和用法，並非見不得人的幼稚行徑。我對filibuster沒有研究，相信Alex說得會更詳細。但話說回來，既然filibuster其中一個目的是讓社會有更多討論，那今次也算是成功了；而明知議案會通過而拉布，那明顯是因為有些議員根本不必聽從民意投票，不是拉布的原罪。
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
【明報專訊】全城熱炒80後：5區公投的爭論、反高鐵運動，羅湖抗議重判劉曉波事件，以致元旦遊行的推撞……都好像發現了「80後」的身影。雖然當中有些確有其事，有的想當然耳，有的更是張冠李戴，但「80後」這三個字，彷彿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解讀角度。匯集起來，便成了一個目前熱炒的「80後」現象。
可是，雖然「80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覺，但解讀的方式，不少卻是陳腐老套，瞎子摸象。
年輕世代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趨勢惡化，金融海嘯使其變本加厲，這是「80後」青年人對時局不滿的大氣候。可是，當你真正走近那些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的「80後」，你又會發覺他們並無意像那些年長世代的中產階級，爭取補貼緩助、優惠退稅，以政治表達來牟取短期利益。這種「非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單令政府束手無策，也令老朽的「泛民」政黨感到錯愕，因為這些政壇老手自己所習慣的政治手段，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爭取利益，以功利計算。
西方世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可是，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往往被人視為富裕和發達國家的現象，因為那些地方溫飽不愁，所以中產階級的年輕下一代可以付得出時間精力，爭取改善「生活質素」。
羅永生：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
自1842年開始，香港的不同組成部份(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由滿清政府相繼割讓或租借予英國，合成一個條約商港(treaty-port)。雖然今日中國政府一直維持著一種官方立場，否認香港爲一個殖民地，堅持一九九七年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其實只是「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將香港視爲一殖民地的想法，仍然是一種流行共識。雖然中國政府對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興趣，遠大於在香港提出「反殖民主義」或「非殖民地化」的計劃，但在一切非官式場合，以殖民主義來形容香港過去的歷史，一直沒有遭到中國的質疑。可是，無論華洋學者，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性質，卻一直少有深入研究，更難以談得上對香港的殖民歷史經驗，建立起系統的理論認識。[1]在一段長時間，香港的研究者，往往滿足於將香港視爲殖民統治歷史中，一個難以歸類的特例。
為探討這種普通觀感和理論分析之間的落差，我們不得不回顧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那段歷史會告訴我們，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公義之舉」。[2]
勾結者．華人自治．秘密會社
事實上，據這些研究所指，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蛋家」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勾結者」(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潘小濤：「六四」真相那麼難明嗎？
【明報專訊】近日，部分曾積極支持八九民運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民建聯 立法會 議員程介南、勞聯前立法會議員李啟明、資深校長戴希立等，被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 時，均拒絕表態支持，李啟明更說現時真相仍不清晰，難下定論。原以為這是簡單得像「阿媽是不是女人」的問題，為何20年後竟變成「真相未明、難下定論」呢？
那麼，我先把事件真相寫出來。1989年6月3日晚10時許，20多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 ，在坦克開路下，從四方八面殺向天安門 廣場。由於軍隊接到死命令，必須在6月4日清晨趕到廣場清場，因此軍人沿途開槍，其中，從城西的木樨地、五棵松推進的第三十八軍最兇殘，在復興門、長安街等大開殺戒，坦克也輾死輾傷不少學生及平民。
在槍聲及坦克履帶下，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波及範圍最廣的波瀾壯闊民主運動，持續51天後，戛然而止。
從三聚氰胺到金融海嘯 告別「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二元迷思
【明報專訊】九月以前，大概沒有多少港人知道什麼是三聚氰胺；直至雷曼兄弟破產，我們才驚覺正活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之中。不論是市場還是政府，似乎都未能有效監測潛藏危機，向顧客和市民提出預警。用港式政治家的說法，就是市場和政府都「沒有做好份工」。
表面看來，「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與毒害兒童的三聚氰胺，似乎沒有什麼聯繫，除了都反映了人類的貪婪。然而，人類貪婪並不始於今天，為什麼危機到了現在（而非更早）才爆發？這問題恐怕並非是「人性貪婪論」所能完全解釋。
由問題次按與三聚氰胺引發的風波，從不同的面向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層次矛盾」。有毒奶粉與金融危機，並非新生事物，但在「問題食品」上經驗豐富的中國政府和標榜市場萬能的美國 經濟，這兩大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柱，似乎都無法有效監測、發現、避免或徹底解決問題，讓危機一次又一次出現。真的只是個別壞人或無良企業就能引起這些「百年一遇」的危機？還是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運作的結構性困局？如果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麽要了解甚至徹底解決金融市場和三聚氰胺的危機，恐怕得首先回顧當代以至過去百年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從中尋找答案。
羅永生：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誰的城市＞，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香港幾乎是世界最後一個殖民地，而一九九七將會是非殖化過程的分水嶺。可是在香港，現今只有少數人不感到詫異，為何這個非殖化進程竟然會由一個光榮的歷史時刻，變成一個充滿著反諷意味的笑話。對於受到國族主義措辭所激化的中國政府來說，維持現狀最為重要。聲稱自己是與殖民主義勢力對著幹的中國，絕不放過任何強烈遣責英國政府的機會，尤其是當英方在香港過渡期事務上表現不合作。然而中方亦反對任何會改變已往殖民行事方式的改革，最有力的例証莫過於阻止令立法機關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改革，以及反對增加社會服務經費的問題上。中方似乎在殖民主義尚未於香港絕跡前，致力捍衛其制度和意識形態。這些行為都是在保持香港繁榮安定的幌子下進行。雖然中英爭拗極其錯綜復雜，但歷史反諷的意味再明顯不過。有些人或許把責任歸咎於一群新進的權力迷和所謂「轉軑者」所玩弄的政治把戲，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依然有其特別的引人入勝之處，因為它展示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包容了處於其對立面的殖民主義，或者反向的說，殖民主義如何包容了國族主義。
以很多不同形態出現的國族主義運動，是在抗衡殖民統治的背境下冒起的，此等說法已成為一種常識，但國族主義論述如何或能否達致真正的政治和文化非殖化，歷史紀錄則顯得模糊得多。政治上完成了非殖化過程的世界中，民族、族裔和種族的宰制日益廣泛。這些宰制是由多元身份分類下不同的虛構想像模式所推動的，它們為各種新等級制度提供辯解。這些矛盾身份的想像模式往往是由殖民時期承繼下來，它們是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謀地偽作和塑造。在反殖抗爭時期，它們往往被納入國族復興的大計。而現在則有助於訂立一些參數和準則，有助於後殖民時期現代化計劃的管理。假若香港的情況可用作研究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交纏而弔詭關係的例子，我們看到的將會是一組管理主義的論詰過程所中介著的關係，這些論詰過程是建基於在過去多年形成出來的城市與鄉土關係的想像框架。譬如說，以管理主義統攝事物的論詰過程，協助了本地精英權力集團自我觀念的鞏固，從而被中國恢復主權的國族大計所吸納。雖然，這些轉化無可置疑地是一個獨特在地（local）的過程，但我們卻不能脫離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更廣闊的思想論述語境去理解其運作。
安徒：無政府主義有什麼可怕？
12月17日《明報》頭版頭條標題「無政府主義者殺到」，並引述警方消息稱這批來自歐洲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可能即將展開過去慣見的刑事破壞、阻塞交通要道，甚至襲擊美式連鎖店的激烈手段抗爭。結果，當日並無消息所指的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抗爭，攔路示威的反是高度組織的韓農隊伍。
筆者關心的不是消息錯誤，而是這種如臨大敵地將無政府主義者等同恐怖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可能有礙我們對一個正在本世紀急速復興的思潮，建立一個國際城市公民應有的認識。
先驅：建立無權力的世界
【日常．網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