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037 期─科技人論壇

1922年，民國新成10載餘，梁啟超先生談了他對女權即人權的看法，完整地論述了個人對公民社會參與的三個基礎行為權利：一、受教；二、就業；三、參政。於今對照我們所處的年代與地區，儘管國民教育已普及多年，女性在法律上才漸漸得到與男性在家庭、社會中對等的實質平權；梁先生期許女性在智識學力上下功夫，正是對我們最好的建言。而我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文化形態，能不能有獨立思考的自覺？也是我們要深切反省的議題。故選梁先生文章為本期論壇，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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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魔鬼在細節，地產霸權也在細節

（本文之另一版本刋於《明報》2010年12月13日「世紀版」）

到街市買餸被「呃秤」可以向海關舉報，證據確鑿時海關會拘捕「呃秤」的商販並加以檢控。一經定罪「呃秤」者除了罰款外，更可能被判入獄。街市商販「呃秤」涉及的金額一般是十元八塊，但「呃秤」是欺詐，應受法律制裁。問題是在香港，地產商每年推出的新樓盤也經常「呃秤」。地產商印製的售樓書列明的樓宇單位面積不過是所謂「建築面積」，不是樓宇單位的實際面積。樓宇的售價以百萬，甚至千萬計，但打算買樓的市民卻連樓宇的實際面積也無從知悉。銷售樓宇擺明「呃秤」，政府雖然不久前推出措施，加以規管，但由於不是透過立法會立法，地產商「呃秤」仍毋須負上刑責。樓宇「呃秤」涉及的金額遠遠超出街市商販「呃秤」的十元八塊，「呃秤」十元八塊的要負上刑責；百萬、千萬的「呃秤」卻毋須負上刑責。香港的地產商不但主宰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還好像主宰了法律。事實上「地產建設商會」雖然只是一個代表地產商的商會，但卻一向像「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或「醫學會」等專業行會一樣，抗拒政府立法，要自訂守則，要自我監管。

九七之後，香港的地產商已發展成為一個寡頭集團並不斷向政府施壓推行有利地產商的政策；活化工廈和降低強拍門檻不過是最新近的例子而已。當北京方面極力維護功能組別這種向商界輸送利益的制度時，地產商的勢力只會有增無減。不過自從潘慧嫻的《地產霸權》一書出版後，香港市民已認清地產商横行霸道的行徑，心惡痛絕之餘卻被標籤為「仇富」。香港的地產商主宰了香港的居住環境，由屏風樓、發水樓、縮水樓、牙簽樓等到西九那種生人勿近的「門禁社區」全是地產商近年帶到香港城市的不速之客。地產商又囤積土地，並以各種虛假手段推高樓價，令普羅市民捱貴租。在這種情況下，一名天主教神父在今年萬聖節的聚會中，指名道姓說某位知名地產商是魔鬼，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批評天主教教區在事件中向權貴低頭，亦有人指責神父不應出言不遜，助長社會仇富之風。但卻未有評論員認真探討魔鬼的所作所為有甚麼特點，人人都會說：「魔鬼在細節中」；偏偏遇著神父以魔鬼來形容地產商的所作所為時，卻沒有評論員細心閱對相關文獻，耐心分析魔鬼的言行，再比對香港地產商的舉止，然後才作結論。歷史上對魔鬼的所作所為記錄得最詳盡的首推《聖經》，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或許可以排在《聖經》之後，但當然遠遠落後。限於識見，本文只能退而求其次，探討《浮士德》一書如何描述魔鬼的所作所為，然後才討論神父以魔鬼來形容香港地產商是否恰當。

歌德的《浮士德》分為兩部，第一部在1808年出版，第二部則等到1832年才出版。有關浮士德出賣自己靈魂的傳說早在1587年已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加以記載，他亦同時稱書中的魔鬼為Mephistopheles。從文學的角度而言，魔鬼是人創造的，指名道姓說某人是魔鬼也是一種文學手法，無非是形象化的言辭。地產霸權無孔不入，除了從政治經濟學的層次分析其運作，更可借助文學以至宗教的觀點，來一次全民總動員與之抗衡。

練乙錚：論和平獎、人權及北京官員口中的小丑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典禮趨近，北京愈發緊張，不斷出牌，官員罵得也愈來愈精彩，諾獎委員會成員成為「小丑」，過兩天大概還要加碼，雅化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文革用語，初見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註1】）。

北京的彈藥不少，一發直打「挪威政府控制的」諾獎委員會不尊重中國法律，竟把獎項頒給一名中國罪犯。不過，這發子彈威力稍欠——趙連海案顯示，中國的法律，例牌連中國共產黨自己也不尊重，別人怎麼尊重得起？

另外一發，打出來倒有聲勢，指控委員會違反諾貝爾當年親自定下的獲獎人選準則。筆者覺得很有趣，看了一些資料，今天便從這點談起。

陳也：空凳的悲壯

今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的空凳，吸引着傳媒注意，是必然拍照的 icon。那張預留給劉曉波的空凳，象徵意義深重。一把留空的椅，承載着中國同胞六十年來超荷的沉重。盛世早就不再宣傳中國人站起來了，然而，這把空凳的主人，和跟他處境相若的很多很多中國人，站起來的又倒下去，倒下去的就更倒下去。能尊嚴站着的少，能安然坐下來，讓屁股溫暖着空凳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

空凳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08年汶川地震，災區倒下的豆腐渣校舍，連根拔起活埋了無數一孩政策下的三好學生。慘不忍睹的災難場面，哭啞了的父母捧着死去孩子的照片，在一片廢渣中，照片放在一排排沒有了活人體溫的矮凳子上。凳子雖然空了，沒垮掉，校舍卻整座扁了，所謂的鋼筋露出來，比凳腳還要幼細跟原子筆差不多。我們後來知道了，豆腐渣只是校舍才有，教職員宿舍校長室那些建築，一瓦都沒少。而知道得最多又最傷心的四川漢子譚作人，決定要替川民討個說法。結果，譚作人跟劉曉波兩個家庭裏，空出了兩把坦蕩蕩的凳。裝置藝術工作者將中共建國這些年來，政治審查人禍迫害的家庭，翻出這些受害者家裏冷冷的空凳，佈陣排出一個世紀悲壯的隊形來，萬里長城一比，顯得太渺小了。

沈旭暉﹕80後「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

【明報專訊】青年議題不是筆者的研究興趣，惟因Roundtable在過去一年完成了數項相關研究，令筆者深化了對「第四代」或「80後」的一些觀察，相關數據及建議將刊於與同事的合著，作為這題目的小結。

假如我們以比較政治學向外國學者介紹香港的80後「問題」，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謎。無論與1960年代「六七」還是1970年代保釣青年相比，當下80後社運的激進明顯不及，對政權的挑戰比從前小，人數與火紅年代相比是小巫。無論是西方左翼示威還是右翼基要運動，訴求、規模、表達手法都比香港激烈百倍。就是靜態的，在不少地區（例如非洲新興民主國家），青年選民是最熱中政治的一群，香港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則持續偏低。

在以上案例，政府都沒有為解決青年問題搞「青年高峰會」，它們明白問題並非出在青年，而在結構。假如80後真是一個問題，問題根源並非他們比前人激進、懶惰、心急上位這些「被標籤」，而是他們被灌輸要以同樣方式向上流動，卻多未能得到前人的成功。青年因期許落差而反彈，制訂潛規則的一代則反過來無限放大上述反彈，以反證80後的激進、懶惰和心急上位。有了這三大稻草人，「青年問題」有了定義，結構性問題就得到保護。例如有「80後蠢蠢欲動、90後來勢洶洶」說，把上一代「苦口婆心」勸年輕人努力、年輕人「並不領情」對立，就是典型。雖然這類白描抒情文不被嚴肅閱讀，但反映了世代間根深柢固的成見。

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黎廣德﹕延續殖民者心態的「土地觀」

－與梁振英先生商榷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在上月12日發表了一篇「政綱式」演辭，闡述了他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其中有關土地開發的部分，觸及香港發展的核心問題，更與市民當前關心的樓價飈升、房屋供應短缺的矛盾息息相關，值得公眾討論。

梁振英點出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太少，與我們在國際上名列前茅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相稱的矛盾，繼而帶出引導式的結論：「如果現有的土地不夠，到哪裏去尋找發展空間？填海是方式之一。到哪裏填？我們要堅決保護維港，但譬如維港西面的青洲如何？」

葉蔭聰：語言的秩序與戰爭

最近香港醫學界把「老人癡呆症」改名為「腦退化症」。雖然改了名，日後大眾還是會繼續使用舊名。即使醫學界成功令我們戒掉使用舊名，使大眾知道大部分患者並不癡呆，神志清醒，但只要一旦人們說出「老人癡呆症」一詞，聽者還是會知道所指為何。命名（names），似乎有幾分頑固，學術點來說，就是「剛性」（rigidity）。

命名的剛性，是1980年代以來的一個爭論點。爭論的起點，始自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他嘗試釐清專有名稱（proper name）的性質。他反對描述論（descriptivism）的觀點，描述論者認為，名稱之所以指涉某特定物，是由一定的描述性特質（descriptive properties）所限定的。例如，「曾蔭權」，包含了眾多特質，如「2010年時的香港特首」、「他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然而，克里普克卻指出，即使「曾蔭權」沒有當上特首，又或者他不是選委會選出來的，而是由北京政府欽點的，「曾蔭權」三字還是必然指涉那個人。這種必然性來自命名，就好像宗教受洗一樣（他稱之為「primal baptism」），亦即他所說的「剛性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

克里普克的推論，在分析哲學及語言哲學方面引起極多爭議，因為，描述論一直是不少分析哲學家的假設，例如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過，克里普克的想法，同時在80年代以後的政治修辭及意識形態分析上有很大刺激作用，這更值得我們這些非哲學本行的公眾關心。

林奕華：給北島的信

　－天使與魔鬼都在「細節」裏

北島先生，

梁文道：光明、慈悲與和平

一、光明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麼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并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麼，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為什麼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為什麼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並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買樓，對香港人來說真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真係灰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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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片段為2010年10月15日《頭條新聞》

有著香港一個如此的政府，我真係唔好意思！

許寶強：威瑪之後的文化與香港的通識教育

【明報專訊】早前陳健民、馬國明和黃國鉅就德國「威瑪文化」的論爭，觸及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包括納粹主義的成因、香港的青年是「實事求是」還是「浪漫躁動」，以及「理性」和「客觀」是什麼等等。仔細思考這些問題，除了有助我們分析和判斷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以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外，還可以協助通識科的師生，超越簡化的二元對立思維，開拓多角度視野。

由於不熟悉德國的歷史，筆者無意直接介入有關「威瑪文化」的論爭，只想在此介紹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對威瑪之後的納粹德國文化精神的分析，嘗試初步回應上述的問題。

威瑪之後的德國精神

在威瑪時期受教於海德格的馬爾庫塞，儘管也在某種意義上批判「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但卻似乎沒有被「無意中引導」至「用血思考」，並「走上納粹的道路」。恰恰相反，以反對納粹為己任的馬爾庫塞，在流放美國的歲月中，寫下了對納粹德國精神面貌作出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文章——〈新德國精神面貌〉（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馬國明：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威瑪共和的問題

【明報專訊】普選聯學者陳健民九月六日在《明報》發表了〈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刊該日A31版），十分粗疏，文章把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歸咎於青年人的躁動和不安更完全是捉錯用神，牛頭唔搭馬嘴的謬論，原本不值一提。但文章發表的同一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打破規格，以接待國家元首般的規格接待香港首富李嘉誠，威瑪共和國的問題突然變得異常重要。

正如陳健民在文章裏說，威瑪共和國期間，德國政局動盪，執政的政權都是少數派政權，政局異常不穩，政權不斷更替。在這種形勢下，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議會裏的議席雖然也未過半數，同屬少數派，但卻是議會裏議席最多的黨派。一九三二年六月，當德國的通貨膨脹失控時，在部分納粹黨議員支持下組成另一新政府的France Von Papen竟然異想天開地想到借助希特勒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邀請希特勒擔任總理，自己則退居副手。不要被人誤導，希特勒不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他是計算利益的政客背著選民的連串政治小動作下，乘勢而上的。無論如何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還未至因此而斷送，一九三○年希特勒還未上台前，當時的總理說服總統Hindenburg啟動威瑪共和國憲法四十八條賦予總統頒發緊急令，出動軍隊鎮壓的權力，間接做就希特勒後來借故奪權。

同青年躁動大纜都扯唔埋

李瀅銓：還死傷者公道，不向弱者抽刃

【明報專訊】星期三晚，政府包機在機場降落後，受驚過度的母親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政府安排的車上等候，我一人站在眾多死者家屬之中，靜靜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風笛奏著《Amazing Grace》，很莊嚴，也很淒涼。我看棺木上的白布貼一個個的團友名字，淚水如注。誰會想到這個旅行團回到香港時會是這個樣子？

我淚眼看著傅太帶著她的一對子女到她丈夫遺體棺前告別。她只有四歲的小女兒在飛機上不時嬌滴滴的問母親﹕媽媽，為什麼爸爸回香港但是不回家？媽媽，為什麼我閉上眼睛會看到爸爸？一句句稚子無知的問題，聽得人心絞痛，可敬的是傅太仍堅強得很，仍以逗小孩的聲音平和地對女兒說爸爸已上天國，著女兒和爸爸說再見，過了一會，才傳來她痛哭的聲音。還有汪小妹的呆滯眼神，如所有情緒被抽乾了，讓人看得心痛。下機前，我走到導遊Masa的母親前面，握著她的手，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只能說，我很想謝謝Masa，他一直很照顧團友，直到最後一刻。

回家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看著天上的月亮，圓得讓人心痛，不知是農曆十五還是十六，又是那麼亮，亮得那麼冷漠。

這幾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心裏有極大的憤怒和悲傷，還有說不出的愧疚。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什麼在漫長的等待過程後，我們仍靜靜期盼那似乎是永不會來的救援、把自己的命運交付那無能的政府？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

過去10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寫於回歸10周年前夕，難免要為過去10年做一次簡單盤點。儘管九七後，社會經濟表面上了大起大落，但金融和地產主導的基本結構依然健在。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物流中心等大計，今天回看，似乎都只是「股照炒、樓照賣」這主旋律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和音，自七八十年代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過去10年仍然繼續。統計處剛發表的《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96年的5.18，升至06年的5.33；06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比較，月入差距高達51.75倍，96年差距則是38倍。

相對於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領域的改變也許多了一點。儘管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回歸後的遊行、傳媒、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特區政府；儘管問責官員經常不用負責，但政府也確實被迫換了幾個主要官員。不過，與經濟領域類似，過去10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變化不大，民主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殖民時期遺留下來、公務員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繼續「做好份工」。

或許，過去10年香港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以外，也就是在文化領域中發生。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恐怕是近年興起，由社區活躍分子和環保人士發動，針對市區重建和各類經濟發展大計的「文化╱文物╱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同樣在近年興起，由宗教和政治保守力量發動，針對性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不過，另一同樣深遠和廣泛的文化轉變，也發生在過去10年的教育領域。

香港成了台灣民進黨的反面教材…
真相往往是令人傷感的…

伸延閱讀：每日一膠‧荒謬的香港：香港成為民進黨的反面廣告

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

陳冠中

我是上世紀52年在上海出生的，四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裡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傭人說番禺腔粵語，到上幼稚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認為發音是百份百準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指的是1949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五十萬，到1953年已達兩百五十萬，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可想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裏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陳雲：香港人的身份，大陸人的身分

殖民地政府發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寫的是「身份」而非「身分」，既是符合粵語發音，也是妙用政治語言。份是有份、一份、股份的份，粵語讀的是第二聲（高上聲），讀如麵粉的粉，身份用份字，表示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香港有我的一份，意涵的公民身份是強調權利的，如有權享受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昔日難民避秦，偷渡來港，取得的是香港身份。

身分無疑是舊寫，粵語讀的是第六聲（低去聲），讀如「分子」的「分」，是職分、緣分、盡本分、分內事的分字。身分用分字，強調的意涵是義務和責任，如為國盡忠、服從法令之類。國民義務，是你的本分。明白這個意涵差異，便明白為何香港寫身份證，大陸及台灣寫身分證。

香港回歸之後，二○○一年，葉劉淑儀當保安局長期間，政府公佈智能身份證的設計，諮詢公眾，第七版的設計圖，將新簽發的身份證的字樣更改為「身分證」，香港作家陸離女士馬上抗議，認為不宜亂改，將人字偏旁減去，國學家饒宗頤先生更考據「份」字在宋朝已通用。份字有辨義之功用，身份毋須復古為身分。港府見參與抗議者眾，只得從善如流，恢復寫「身份證」。參與抗議的人，只覺得不宜改字，沒了人字偏旁不好看。沒設想到，去了人字偏旁，意涵大大不同，「人」權奪去了，原本強調公民權利的身份，改為強調公民義務的身分了。

粵語有十聲，音調豐富，很多微細的差別，都可以用變調來辨別清楚。相反，普通話只有五聲，音調貧乏，不能從音調辨別「身份」和「身分」的差別。從讀音上無法分辨，就不會堅持另外創造新詞，甚至取締其他方言區的新詞，將詞彙簡化，例如將「身份」及「身分」統一為「身分」。

《在迷宮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的人文素養》

龍應台（台灣大學法學院演講）

在台灣，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講。今天之所願意來跟法學院的同學談談人文素養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灣解嚴以來變成如此政治淹蓋一切的一個社會，而我又當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領導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人物裡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這個法學院。總統候選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來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農經系，是不是？（笑聲）

但是今天的題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麼樣的人文素養。為什麼不是「政治人物」呢？因為對今天已經是四十歲以上的人要求他們有人文素養，是太晚了一點。今天面對的你們大概二十歲；在二十五年之後，你們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許就有四個人要變成總統候選人。那麼，我來的原因很明白：你們將來很可能影響社會。但是昨天我聽到另一個說法。我的一個好朋友說，「你確實應該去台大法學院講人文素養，因為這個地方出產最多危害社會的人。」（笑聲）二十五年之後，當你們之中的諸君變成社會的領導人時，我才七十二歲，我還要被你們領導，受你們影響。所以「先下手為強」，今天先來影響你們。（笑聲）

「撐粵語」運動背後的「推普」政治　－　葉蔭聰

「撐粵語」行動經過兩次網絡動員後，似乎暫時沉寂下來了。政府面對突然而來的街頭群眾，有點進退難定，但在口頭回應時則非常聰明，他們說，所謂「推普廢粵」的說法，完全「無中生有」，是偽命題。於是，一大堆跟著官方口吻的評論員，包括緊跟中央的《文匯報》，人大代表吳康民，以及標榜中立的《明報》，開始把討論焦點轉向民憤的原因。突然間，語言變得不是問題。

問題出在「推普機」上

的確，「廢粵」的指控並不準確，至少現階段不是官方政策，政府更強調要讓各種嶺南文化發揚光大（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自己在學廣東話），但至於長遠是否會導致自然消失，則很難預言。然而，問題不光在語言「本身」，因為，現實裡，語言從來沒有「本身」，它總是在特定環境中被口頭使用、教授、法定使用、推廣等等。簡單一句話，問題出在「推普」的「推」上。（當然，反過來，我們可以探討及批判粵語是如何被使的，不過，我想在這裡先探討一下「推普」。）

有一位國內網民很精要地指出，關鍵在是「文明推普」還是「野蠻推普」。我不喜歡為「文明」或「野蠻」下一個定義，不過，問題的確出在「推普」上，所以，我很欣賞網民一個口號：「推普機出沒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