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陳雲：中途出家：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

權力帶來的是責任，而非自由。身為官長，有責任說話清晰，負上言責，便利下屬執行，便利輿論監督。官長也有說浮詞詭語的，例如身處弱勢而與強國交往，趨吉避凶，此謂之外交辭令。此乃國之常態。然而，在某些國家，官長分析國政，竟然滿口浮詞詭語，當人民是外國人，要民眾猜測上意，甚至要下屬召開政治學習班來領會講話要義。

我說的是，某些北京官長，三番四次向香港特首說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沒一次把話講清楚。然而，每一次講話，香港都有人爭着去解話，成全極權政府的言論統治。這些共產渾話，我沒解過一次。不尊重人民的官長才向人民講渾話。他們既當人民是敵國仇寇，隨意糊弄，人民也毋須當他們是本國官長。

深層次矛盾與結構性問題，本來是學術界的行話，有時候是暫時充當話頭，容後再說，有時候是不學無術，故弄玄虛。說「這裏有甚麼問題」，是百姓語言，意思無非是指探索的事情。說「這裏有甚麼矛盾」，則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是百姓語言，尋常中文，自相矛盾、互相攻擊的意思。第二個是邏輯學的語言，形式邏輯之中，兩個概念互相排斥或兩個判斷不能同時是真也不能同時是假的關係，叫矛盾，英文是 contradiction。比如說，我是香港人又不是香港人，這話就自相矛盾，是矛盾論，邏輯學上無法成立。這是阿里士多德的哲學。

第三個才是北京黨官口中的矛盾。矛盾是馬克思哲學之中，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名詞，即是對立統一，指事物內部各個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賴而又互相排斥的關係，英文也是 contradiction，是從黑格爾哲學來的。例如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僱主與僱員之間，極端富裕與極端貧困之間，各有矛盾，互不相讓，卻彼此依存。魚與水之間，也有矛盾，魚弄髒了水，成了污水，污水倒過來也會弄髒了魚，但卻互相依存。

編者按：著名作家北島 1949年生於北京，家住天安門廣場附近，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未滿周歲但肯定聽見了，搖籃中的他當時未能站起來。新書《城門開》寫的是記憶中的北京。緣起於 2001年父親病重，北島被特殊允許回到北京。飛機降落，萬家燈火湧進舷艙，滴溜溜兒轉，「我着實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足球場」，這片生育過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連家門都找不到。在故鄉，他發現自己成了異鄉人。「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

如下是本版特約編輯的訪談。

新書《城門開》開篇你引了一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城門城門開不開，你的北京記憶是從哪裏開始的？

讓我們先看看這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甚麼鎖？/金剛大鐵鎖！/城門城門開不開？/不開不開！/大刀砍？也不開！/大斧砍？也不開！/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門開/嘩！開了鎖，開了門/大搖大擺進了城」。開篇我只引用了童謠的前一半。在我看來，開不開，從外開還是從裏開，完全是兩碼事。序言以「我的北京」為題，也就是說記憶才是這城市的主人，而記憶恰好是從內部打開城門的。

沒有解殖的困境﹕有關「世代論」的階級與後殖民批判

忘記了打從什麼具體的時候開始，「世代論」又再一次登上舞台，被拿來作討論與炒作，風風火火，好不熱鬧。按照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一書所提出的斷代法(第一代是「戰後嬰兒潮」的父母，第二代是1946至1965年間出身的「戰後嬰兒潮」，第三代是1966至1975年間出身的「三十世代」，第四代則是1976f至1990年間出身的一代，即主要是「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在這一輪有關「世代論」的辯論中，除了大都已屆退休之年的第一代外，其餘的代次均有参與，但印象中，這一場論爭的始作俑者，是「戰後嬰兒潮」與「三十世代」。

固然，「一代不如不代」論並不是什麼新的事兒，正如呂大樂教授所指出的，第一代也有看不順眼「戰後嬰兒潮」的時候，「也曾搖頭嘆息，慨嘆世風日下」。但我認為，新一輪的「世代論」爭辯有其獨特的時空性，而若要追本索源，我們得反過來追問﹕是誰在怎樣的時空中引發新一輪「世代論」的論爭，捲起千堆雪。

2004年﹕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

黎廣德﹕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明報專訊】被譽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西貢大浪西灣，一幅臨海的叢木被人挖掘剷平。據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已購入10萬呎土地，並正進行工程，林木被剷平，引起全城嘩然。

負責處理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為了補救在上周末仍然對事件懵然不知的窘態，馬上率部門到現場視察，但在會見環保團體後只表示，希望土地業權人，尊重公眾保育該幅土地的意願；若有任何侵佔官地的行為，政府會有措施跟進。這樣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究竟是但求脫身的官僚自保行徑，還是有權不用、官商關照的說詞？

事實上，大浪灣面對發展威脅，並非始自今天；政府應對這種「突襲式破壞」亦早有前科，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用與不用，只是存乎一心。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the biggest barrier to recovery is discrimination.

What you do, makes the difference.

牛潭尾的本土鄉愁

近來在新界北一帶的非原居民村落遊走，不管是西北那邊遼闊的山景及連綿的魚塘或是東北那邊精細的農田與曲折的村路，開始產生一種城市的憂鬱，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嶄新體會。這種對鄉郊環境的「鄉愁」，並非遊子遙遠的卻又無奈的於異地想念故鄉，它應是本土的——尤其是如自己一樣在新市鎮或市區長大，家與土地生活的預設是割裂的都市人，近年稍稍開始重新認識人與土地，城市與鄉郊的關係，眼前景物就要面臨消逝的不安與愁緒。

但這種感覺的來源應是區域的——特區政府與都稱呼做「阿爺」的深圳、廣東或者中央秘密議決了各種有關區域融合的內容，我們毫無辦法參與區域規劃的討論，甚至連知會也沒有 (當然，城市規劃也不見得很民主)。所有會蹍過新界北土地的大型跨境基建都要趕及二零二零年高速完成，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河套發展、深港機場軋道、禁區開放，還有那條懸而未決的北環線，似是內地要在某種普選來臨之前將香港「融會貫通」。加上近日接二連三的報導，所有人都知道新界已到了變幻時刻，我們這一代，很可能會看到因區域整合、地產利益及鄉郊勢力的組合，使整個新界鄉郊全面的消失，未來將遍布著貨櫃場、密集的丁屋及豪庭別墅，這個因人而異的天堂。腦裡串聯了太多的地方，只想記下其中漂亮的牛潭尾區內的一些村落見聞，以分享與分擔她近年規劃發展的所承受的過度負荷。

貨櫃淹沒土地

牛潭尾位處元朗雞公嶺以北，區內由許多條非原居民村落組成，生活空間寬闊，許多也屬於寮屋。最大一條村落叫攸潭美村，新田公路一帶的上竹園、石湖圍等具較長歷史的村落也包含其中。近年來一些突擊性與慢性的發展，正將整個地區的鄉郊環境大規模改變。根據城規會的紀錄，單單在過去一年 (今年5月至去年6月) 這片鄉郊地帶已有16宗的規劃申請，其中包括6宗涉及「露天貯物」地帶發展，3宗大規模的中低密度住宅發展及一宗要填平魚塘的農業發展申請，可見這鄉郊地方正經歷重重轉變。

安徒：「政壇雷曼」與民主的道德經濟

民主黨在政改角力的最後關頭，將談判條件三項曾經誓言缺一不可的底線，化約為一個改良過的區議會方案。中央欣然接受，情況急轉直下。政改方案結果通過了，卻引發出香港民主運動前所未見的大分裂。

泛民主派陣營經此一役，已經差不多全面瓦解。我們要開始習慣的，是未來沒有了「泛民」這一稱號的日子。但其實此事也來得並不突然，因為這大半年來，由是否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開始，任何人都可以看見，泛民政治人物之間已經不存在互信。任何人高舉團結一致、鎗口對外的口號，都無法制止這一場分裂發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信守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其實非常駁雜。能夠在過去一段時期，還能維繫一個可以稱之為泛民的陣線，其實只有一個六四的道德綱領，和在政改中運用集體否決權來和中共及建制派討價還價，這可以說是定義泛民之為泛民的唯一標準。可是，對於在甚麼情況底下，泛民成員可以退出一個好像是唯一團結基礎的「否決權聯盟」其實從來沒有一致共識。在表面的團結底下，可說各懷鬼胎，自有打算。

在去年底蘊釀五區公投運動的日子，民主黨大力反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的理據，正是要小心維持一個有力的集體否決權，以爭取一個邁向真普選的路線圖。如今，路線圖落空，否決權棄而不用，也沒有招呼盟友半句。顯見，「泛民團結」的口號就算如何叫得震天價響，也只是有心人的美好投射。一面要團結，一面又要自由意志，所謂「泛民主派」連如何運用否決權的最低綱領也沒有，又何來一個屬於所謂「泛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練乙錚：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2010-07-06

【信報】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ｄ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許寶強：如今，民主程序和選擇守則還重要嗎？

社會學家飽曼（Zygmunt Bauman）在《尋找政治》一書中提出[1]，現代社會中的個人選擇，基本上受制於兩種約束：其一是規限我們選擇的議程（agenda of choice），其二是個體的選擇守則（codeof choosing）。前者的設定主要是透過立法，區分什麼是被允許的或受禁止的選擇，例如規定立會議員只能接受或否決，但不能修訂政府的政改方案；後者的孕育，則主要依賴價值教育，劃分哪些是恰當的或不適宜的選擇，例如根據「良禽擇木而棲」的原則當官？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抗爭？

在香港，規限我們選擇的議程，除了被政府、商界、媒體主宰外，還日益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所謂普選的「五部曲」。另一方面，建立個體選擇守則的教育過程，也逐漸為政改辯論中的指鹿為馬、巧言令色等公關措辭所污染，例如把維護特權的功能團體叫作「平衡利益」，或沒有明確終點的「起錨」喚作「循序漸進」。在這樣的後政改情景下，我們還可以如何介入「選擇議程」的訂定？又怎樣從事建立「選擇守則」的教育工作？

認真提問　校正爭議

為甚麼總是做不好份工？犬儒社會的文化研究

曾特首於2007年的「競選」時，提出「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口號。三年下來，民意下滑，天星皇后、三聚氰胺、迷債海嘯、副局長、豬流感、東亞運、反高鐵、貧富懸殊、超高房價、翻叮政改、打壓六四，都惹來負面評論，在不少港人眼中，特區政府似乎並沒有做好份工。

為甚麼過去曾被譽為高效的政府官員，在同是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統領下，總是無法做好份工？答案或可在曾班子最近的「起錨」中看出端倪。

「起錨」（act now）與「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其實一脈相承，同樣都不談願景，缺乏方向，剩下是「得個做字」。「起錨」後駛向何方？份工怎樣做才算「好」？Act now 和get the job done，但for what？

戰後至80年代，特別是60年代末之後，香港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順景，政府無論做甚麼或不做甚麼，港人都比較容易「收貨」。於是，毫無願景方向地「打好份工」，轉眼就「無驚無險又到五點」，甚至莫名其妙地贏得高效政務官的稱號。然而，到了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歷史轉接時刻，由政權轉移到金融海嘯到生態危機，政務官終於需要面對一連串逆境的考驗。不過，「因風駛?能搖櫓，逆水船費功夫」，特區班子的「抗逆能力」，似乎並不太高。

葉蔭聰：重寫香港﹕保育其實是發展

當「文物保育」成為日常及媒介用語後，我們到處碰到「保育」，城市的過去如鬼影，走出某幢建築文物或老街，穿梭不同領域，誇張一點，到了鬼影幢幢的地步。

本地媒體創造了似真似假的《歲月神偷》力救永利街後，電影《十月圍城》再下一城，造就香港上環楊衢雲的百子里活化。今天，就連新蒲崗建個商場，據說也會保育老街樹木公園。用政府語言來說，保育進入了「活化」階段，不是保存舊物，而是與地區（地產？） 「活」起來的一個環節。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說， 城市進入後現代階段—— 歷史主題化（thematization），我們開始分不開歷史保存與主題公園或餐廳有什麼分別。

我不想在這裏爭論怎樣才是「真保育」、「假保育」，保育的價值該留給民間與官府角力，而不是我這個書生（或任何學者）說了算。不過，我倒是有興趣談一下，香港發生這個轉變的軌。

李祖喬：「客觀中立」的盲點

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抱怨，新生交論文功課的邏輯大部分是：雖然X有道理，但Y也有它的道理，結論是當局應加以注意及改善。她說，這實在很難評分。想來，這真是非常「香港」的思維。除了我們中學考試已受此等「看事物要正反兩面」的訓練外，有哪位公眾人物不會以此自豪？總之東說一點，西說一點，結論懸空，評論的位置就很客觀中立和有批判思維了。但並列正反兩面，是否就特別「批判」？可能是的，但很多時候，我們卻不能擺脫個人立場。吳美蘭老師向唐英年要求有權選特首之後，我有些朋友說老師應該「中立」，也就是要同時告訴學生「不需要民主」的聲音，而老師自己也不應申明立場。我的問題是：把教材和觀點「平均」分配的時候，難道不是已經有了偏頗？如果功能組別是少數人的意見，民選議員則代表百萬選民，把兩者的意見「五十五十」並列出來，那是否「公平」呢？在現實世界，明明是幾百人和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決定了影響幾百萬人的公共政策；課堂上用50:50的比率去教導學生，又是否「客觀」？我也沒有答案，究竟怎樣的教學法才可避免洗腦，最客觀中立。但是，為何我們社會鼓吹一個遠距離「客觀」看事物的位置，一半半地左右互駁，卻很值得思考。在我的學習經歷中，堅守某些信念，直接介入辯論，堅定立場，迎接對方的挑戰和反駁，才是真正促進思辨的過程。香港、西方甚至大陸的論者，不就是每天都就何謂「公義」和「正確」的激辯嗎？為何我們要學生學習做一個分析不同派別的讀者，而不是真心立場堅定的辯士？

朋友說，難評分，是因為並列正反實在太容易從書本找到，不用告訴她了。她最想看到反覆思考後真心相信的立場。

堅定，但不排他；開放，但不含糊。這種論文，不僅高分，而且證明學生已長大了。

李祖喬

安徒：「港式自由」崩潰之後是什麼？

一日兩個大學民意調查，不是說特首民望繼續下滑，就是香港人認為社會大大不和諧。《明報》更大字標題引述研究人員所指，按民調數字推算，全港有一百五十三萬人認同以激烈抗爭的手段要求政府回應訴求。姑勿論對於「激烈」一詞有什麼歧義的詮釋，香港社會內部的矛盾漸漸演化，邁向危機邊緣，似是不可迴避的事實。

不過，應該在這個十字關頭猛然醒覺的，不單只是特首、政府或者在他們頭上的中央，而是香港社會的各個領域及環節，特別是香港的泛民領袖及公民社會自身，因為對目前這種危機邊緣狀反應遲鈍，藥石亂投，不知所措的，與其說是掌權的政府或當權派，不如說是香港的民間，或者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自身。

世界各地歷史多番證明，社會危機由白熱化走向爆發，結果往往不是導致危機的病源得以被診斷及醫治，使得要求改革進步的民間力量乘勢得益，相反地，危機的可能終局有很多：或是反動倒退、或是長期停滯、或是萬劫不復。不過，無論那一個預測的境如期兌現，真正的危機其實是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危機的真正所在。

早前的「反高鐵」爭論中，有論者因著運動手法的創新，提出了「範式轉移」之說，但究其實，如果只是指出手法、形式、技巧的變化，而沒有質疑這些方法或取徑背後的一整套假設與前提，那根據「範式」（paradigm）一詞的創始人，即科學哲學家孔恩（Kuhn）所講，這些都只不過是同一個「範式」下的不同理論變化，遠遠未及動搖整個「範式」，遑論「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而要深究香港社會整體目前所身處的危機，並不是個別範圍的「管治危機」、「社會危機」，甚或「文化危機」，而是涉及社會上下整體的「範式危機」，那筆者想指出的是，這是一場「自由主義範式」的危機。

班：麵包與玫瑰—最低工資的尊嚴

著名英國導演堅盧治在2000年拍了一部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的電影，描寫美國洛杉磯清潔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運動。如堅盧治的大多數作品一樣，這部片也獲獎不少。片中的名句，是工會組織者說的：「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麵包是勞動報酬，要填肚子活命的，而玫瑰則象徵尊嚴，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的權利。這名句，沒什麼驚人之處，但卻總是歷久常新，因為這世上總會有人告訴你：麵包與玫瑰？還是，麵包或玫瑰！據說，標準答案是：由市場決定。

張宇人早前提的廿蚊、以至近日的廿四蚊，或是中小企商會提的「廿三個四」，到底能換多少麵包、多少玫瑰？工人需多少工資才可以養活家小、才可以過有尊嚴的基本生活？自命是市場信徒的張宇人大言不慚地說：這與市場無關。

4月初，「廿蚊論」引起公憤，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在安撫眾怒時，說出「最低工資也要維護工人的尊嚴」的話。然而，「市場」至上，「尊嚴」何價？香港商界和政府官員的叫價方程式，是以每一分一毫會影響百分之多少企業的生意營利來估算的，這種「尊嚴破壞市場」、「尊嚴危害競爭力」的思維邏輯，可以告訴我們尊嚴的價值麼？拜之所賜，香港在去年底被聯合國開發組織指為全球發達城市貧富懸殊居首的地區——這就是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樓價8萬蚊一呎的傳奇大都會。

周思中：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80後」的真理與謊言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趙永佳、陳健民：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80後」與社會運動

【明報專訊】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練乙錚：把青春歸還

【JET-jet people】練乙錚十八歲往美國讀書，在朋友家雪櫃門的磁石格言上，看到宗教詩人Max Ehrmann這樣寫着："Take kindly the counsel of the years, gracefully surrendering the things of youth."。大意是「順從歲月的忠告，愉悅得體地交還青春給你的禮物。」這句話對他影響至為深遠。小時候藉孔子與天主認知世界，長大後急拐灣左向馬列毛膜拜，再來180度逆轉崇尚自由市場；由保釣衞士到大學教授到政策顧問到《信報》主筆，與其說練乙錚年輕時不停尋找自己，不如說他也在不斷打倒昨日的自己。

當年紀漸長，練乙錚才學懂一步一步跟自己和解。2010年1月18日，他在《信報》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他說：「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這刻，他沒有認為自己人生的答案都找對了，也不清楚自己還在渴求甚麼。練乙錚只知道，自己想繼續航海。「有時我想，如果有天在風浪搏鬥時，在大海中走完自己的路，也不是一件壞事。」好像是活了一輩子，剛好又回到十八歲時那正整裝待發的原據點：時候到了，就要把一切歸還，而且要，愉悅得體地！

青天白日　窮書生

練乙錚來自一個青天白日家庭，有一個曾於國民政府當部長的舅公。「因為舅公的關係，我家那輩的親戚，無一不親國民黨。我爸不是黨員，卻曾於國民黨游擊訓練班受訓，只是受訓完不久便抗戰勝利，父親最後沒有參與戰事，只在國民政府內做一個小職員。」1949年，共產黨把國民黨驅逐到台灣，練乙錚的媽媽先帶其兄及其姐來港，練父及舅公隨後抵步，練乙錚於1951年出世。「來到香港，那種不共不國的第三勢力不成氣候，舅公到了新亞書院教書，淪為書生論政。」

健吾﹕告訴我，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明報專訊】電台節目主持在早晨節目中調侃警察對名媛港女的反應，說：「為什麼那些警察好似反應沒有在遮打花園拉80後示威者時那麼勁的呢？」另一主持人回應說：「哈哈，當然啦，她是女人，又講英文！」

香港人真的夠賤，聽見英文好像就要退避三舍似的。女子對著警察大說英語，以語文顯示自己的文化身分。警察也真有趣，堂堂男子漢，卻像那些打cold call推銷的客戶服務員，聽到對家說英語就好像忌人三分似的。

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一定是崇洋的。一個又一個的外國教育展總是擠得水泄不通，無他的，年輕人，最重要的是什麼？不要留在香港，一定要外出浸浸鹹水，回來說一句話都好像可以大聲一點。做人最重要英文、國語好，「趕冬話」說得好不好？沒有人介意。每當我在商場看到一些貌狀中產的港男港女，即使二人均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也在日常生活以港式口音跟孩子以全英語對答，就知道那種深層心理的自信缺失和發展缺陷是什麼。

崇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議會難言「理性」　「激進」原是認真

【明報專訊】立會通過「高鐵撥款」之後，一如既往，傳媒還是選擇性地集中報道示威中較為激烈的場面。以時事新聞作為主要教材的通識科教師，如果曾到現場觀察，自然可用親身的體驗印證傳媒的報道，但倘若不在現場，說不定會受到傳媒強烈的影像圖片影響，傾向引導學生討論反抗行動應否「過激」之類的問題。通識科考試強調不存在「既定答案」，其「深層次」的意思，應該不是指「政府是有點不對，但抗爭也不應過激」之類的「各打五十」套路，而是要求學生反思既有的常識、概念和習見，明白它們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中的意思決非一成不變。換句話說，「不設既定答案」其實是鼓勵師生不再依賴各種抽離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的報道，而是嘗試把事件和觀念置放在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去理解。

大眾傳媒大多會宣揚「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原則，但在商業利潤的主導下，卻往往像英國 學者Kelvin Williams所指，希望「每天都給『媒體』一件謀殺案」；或者白點說，為了吸引讀者，總傾向點「唯恐天下不亂」，於是經常把鏡頭對準衝撞、用筆鋒突顯紛爭。如果我們缺乏對當代傳媒這種並不太「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傾向的理解，亳不批判地只以經過記者編輯偏好的視角篩選的議題作為「事實」，那麽不僅真正的理性思考難以發生，更可能會不經意地強化一些意思顛倒了的概念，令學生混淆，甚至是非不分。

例如在高鐵論爭中常常出現的「激進」和「理性」這兩個概念，在當代傳媒偏好的焦點下，往往會呈現出意思錯置的現象。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或一個概念，必須把它們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之中，也就是要認識概念的源起和意義的轉變，分析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其促成或轉化的社會體制和歷史條件，而非片面地根據一兩個鏡頭、一兩句說話，判斷行動或發言者是否「激進」和「理性」。